浅谈西塞罗、昆体良的翻译理论
刘莹 英语笔译
西塞罗与昆体良都是古罗马时期伟大的翻译理论家，本篇文章主要探讨两者对翻译的独到见解以及对后世翻译理论发展所做的贡献。
马尔库斯·图留司·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 公元前106年至公元前43年）。西塞罗是古罗马时期才华横溢的政治家、演说家、哲学家和翻译理论家。是西方翻译理论的奠基人。（引自百度百科）
西塞罗的翻译理论主要体现在其三个著作中，即《论演说家》（De Oratore）、《论最优秀的演说家》（De Optimo Genere Oratore）这两个修辞学著作和《论善与恶之定义》（De Finibus Bonorum et Malorum）这个伦理学著作。
《论演说家》（De Oratore）：西塞罗一对话的形式写作的第一部作品。参加谈话的人都是当时的政治精英，主要对话者为克拉苏斯（Crassus）和安托尼乌斯，担任过执政官和检察官，并且都是当时著名的演说家。西塞罗曾求学于他们的门下。在他看来，写作与翻译是两种“最富成效”的修辞练习手段。其书中关于翻译有一段话：“Afterwards I resolved to translate freely Greek speeches of the most eminent orators”. As a consequence, “I not only found myself using the best words, and yet quite familiar ones, but also coining by analogy certain words such as would be new to our people, provided only they were appropriate”(Robinson,7) “当我把用希腊文阅读的作品转换为拉丁文时，我发现自己不仅仅是使用最优美最常见的拉丁语词，还通过类比创造出一些对我们来说是新的词汇，只要那些词汇是合适的。”即西塞罗倡导用拉丁语转述希腊最著名演说家的演说词义帮助练习者丰富自身的拉丁语词汇，区分出“合适”与“不合适”的语词，逐渐提高语言掌控能力。这里并非纯粹讨论翻译问题，而是讨论通过翻译来锻炼修辞能力。
《论最优秀的演说家》( De Optimo Genere Oratorum)是西塞罗为希腊著名政治家、演说家狄摩西尼( Demosthenes)的《金冠辩》( On the Crown)的拉丁译本所撰写的导言。他在文中详细地论述了语言、风格和思想之间的关系。根据当时罗马社会主导性的修辞理念 ，不论文学体裁是否存在差异，所有希腊古典作家的风格都只能是“朴实的”( simple)、“崇高的” ( lofty)、“精炼的” ( refined )“雅典语风”( Atticism)。因而如何通过翻译表现出狄摩西尼独特的个人风格对西塞罗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在西塞罗看来，用统一的标准去简单地界定所谓的“雅典语风”恰怡是对其“完全的、错误的理解”。狄摩西尼和埃斯基涅斯同被视为“雅典语风”的杰出典范，但在《金冠辩)这管批判埃斯基涅斯的演讲辞中，狄摩西尼与埃斯基涅斯两位相互对立的辩手所表现出来的风格却是截然不同的。“雅典语风” 不是简单划一的，并且修种练习者应当追求的是“最好的风格”,不是所谓的“雅典语风”。“雅典语风”固然是好的风格，但“最好的风格”却不一定是“雅典语风”。他因而提醒修辞练习者突破僵化的思维，重新认识所谓的“雅典语风”的本质，不要再使用“朴实的"、“崇高的”和“精炼的"等简单“标签”去衡量和界定“雅典语风”，而应该提高自己的语言掌控能力，使用“强有力的表达方式”彰显出演说家崇高的思想和明的个人风格，让演说种具有内在语言感召力。基于此，西塞罗明确区分了“解释员”与“演说家”两种不同的翻译方式，反对“字对字”的翻译方法：“...And I did not translate them as an interpreter, but as an orator, keeping the same ideas and the forms, or as one might say the ‘figures of thought, but in language which conforms to our usage. And in so doing . I did not hold it necessary to render word for word, but I preserved the general style and force of the language. For I did not think I ought to count them out to the reader like coins but to pay for them by weight as it were. (Robinson, 9)"“我不是作为一名解释员，而是作为演说家来翻译的，保留同样的思想和形式。但却使用符合我们表达习惯的语言。在这个过程中，我认为没必要字对字地翻译，而是保留了语言的总的风格和力量。因为，我认为不应当像数钱币一样把原文语词一个个觉给读者“数”给读者，而应当把原文“重量”“称”给读者。”（Robinson,9）
显然，“解释员”与“演说家”式的翻译方式有着根本的不同。前者并不具备语言掌控能力，只能采用“字对字”的翻译方法，侧重于语词的转换，所传达的只是原作字面的有意思，而非演说家的思想; 后者注重保留语言总的风格和力量，具有内在语言感召力，能够有效地再现演说家的思想和动机，在公共场合演讲时也能传递丰富的情感。正是通过区分“解释员”与“演说家”两种不同的翻译方式，西塞罗确立了译者所应当承担的责任。
“...If I shall succeed in rendering their speeches, as I hope, by retaining all their virtues, that is, the thoughts, the figures of thought and the order of topics, and following the language only so far as it does not depart from our idiom -if all the words are not literal translations of the Greek, we have at least tried to keep them within the same class or type -there will be a norm by which to speak in the Attic manner. (Robinson, 10)”“如果我能够保存该演说家所有的优点,包括他的思想、思想的修辞、例证的顺序，使用符合拉丁语使用习惯的语言,即便不是所有的词都进行直译。至少也要试着保留原文的风格，那么就会产生一条新的标准用以规范那些希望模仿雅典风格发表演讲的人。”(Robinson, 10)
由此可见，西塞罗关于“宇对字”翻译的讨论不属于关于技的的知识”，而应归属一种“关于原理的知识”。如果“字对字”的翻译方法能够让译作具有充分的语言感召力，展现出演说家的个人风格，更好的传递出演说家的崇高思想，那么西塞罗本人也并不会竭力反对。他反对“字对字”翻译方法的主要原因或许不是因为所谓的翻译创造论，即将翻译等同于一种创作，倡导译者在翻译中的自主性，而可能是因为在通常情况下，通过“字对字”的翻译所得到的译作语言不符合拉丁语的的表达习惯，算不上一篇合格的演说辞。
《论善与恶之定义》（De Finibus Bonorum et Malorum）是西塞罗最精致也是最系统的哲学著作，是他最有影响力的作品之一。著作并非整篇讨论翻译问题，而是在个别段落中涉及西塞罗对翻译的看法：“..And supposing that for our part we do not fill the office of a mere translator but, while preserving the doctrines of our chosen authorities, add thereto our own criticism and our own arrangement: what ground have these objectors for ranking the writings of Greece above compositions that are at once brilliant in style and not mere translations from Greek originals? (Robinson,11)” “就算我们不会只做翻译匠，再保存我们所选择的权威的理论的同时，还要加上我们自己的评论以及我们自己的安排，但这些反对者有什么理由仰视希腊作品，而鄙视这些不只是希腊原著的译本，同时还有卓越风格的作品？”（Robinson， 11）
“.. Yet even supposing I gave a direct translation of Plato or Aristotle,exactly as our poets have done with the plays, would it not, pray, be a patriotic service to introduce those transcendent intellects to the acquaintance of my fellow-countrymen? As a matter of fact, however, this has not been my procedure hitherto, though I do not feel I am debarred from adopting it.Indeed I expressly reserve the right of borrowing certain passages, if I think fit,and particularly from the philosophers just mentioned, when an appropriate occasion offers for so doing ..(Robinson, 11)" “就算我把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的作品直译过来，就像我们的诗人翻译戏剧那样，请问，把那些智慧卓著的人介绍给我的同胞认识，这难道不是一种爱国行为吗？然而，事实上，迄今为止我都没有这样做，尽管我并没有感到有什么东西翻盖的这样做。诚然，如果我认为合适，我会专门保留引用某些段落的权利，尤其是引用刚刚提到的那些哲学家，这要看具体的情况需要......”(Robinson,11) 西塞罗对其理论作了进一步阐释，强调翻译必须采取灵活的方法，即活译，反对直译。
综观之，西塞罗认为，1.译者在翻译中应像演说家那样，使用符合古罗马语言习惯的语言来表达外来作品的内容,以吸引和打动读者、听众的感情。2.直译是缺乏技巧的表现。应当避免逐字死译,翻译应保留的是词语最内层的东西( genus omne vimque) ,即意思，译者的责任是给读者"称”出原词的“重量”而不是“算出”原词的“数量”。3.翻译也是文学创作，任何翻狄摩西尼的人都必须自己也是狄摩西尼式的人物。4.声音与意思自然相联,或者说词与词义在功能上不可分割,这是语言的普遍现象，而由于修辞手段以这种词与词义的自然联系为基础，因此各种语言的修辞手段彼此有相通之处。这就说明，翻译可以做到风格对等。1
昆体良(Marcus Fabius Quintilianus，约35-约100年)，是西塞罗、贺拉斯之后提倡活译的另一位著名人物，以演说家、修辞学家著称。生于西班牙地区的卡拉古里斯，青年时期于罗马求学，一度返回故乡，最后定居罗马，讲授修辞学。他对翻译所持的观点，发表在其著作《演说术原理》（De institutione oratoria）一书中，其中心翻译思想是，罗马人在一切翻译、写作中，都必须与希腊人比高低。他说：“我所说的翻译，并不仅仅是指意译，而且还指在表达同一意思上与原作搏斗，竞争。”（Robinson,1997a:20）这就说，翻译也是创作，这种创作必须与原作相媲美，且译作应力争超过原作。1
昆体良主要对翻译做出了以下贡献：1.提出了翻译的分类：翻译可分成一般普通材料的翻译，如商业、私人信函、公文和创造性转换性质的翻译，如文学、哲学、宗教文本。这一分类方法影响了施莱尔马赫，一直到德莱顿。这个区分就是所说的“直译”与“意译”；2.他界定了“翻译”和“释义”。“释义”不仅适用于将希腊语翻译成拉丁语，而且对于拉丁语语内的释义和模仿，有积极意义；3.昆体良认为翻译家不仅是“忠实的译匠”，而且是徐照崇高诗句灵感的人。通过翻译，译者可以提高写作风格，与原文竞争，甚至通过改变翻译，用编译的语言提高原文的质量，这种观点强调了译者的母语及译者主体性的地位。2
综上所述，西方翻译理论史自西塞罗起就被一条线贯穿起来了，这就是文学家、翻译家和语言学家们争相谈论的翻译的标准方法与技巧。3可以说，西塞罗有关翻译的观点，对昆体良有着较大的影响。两者都考虑到了读者的感受，即考虑到了语用与翻译；同时还注重区分“翻译”与“释义”的区别，即“直译”与“意译”两种基本的译法；从注意演说词中的修辞到考虑听众的感受再到注重语境，都是两者对翻译做出的伟大贡献。4再者，翻译是创作的观点，是由西塞罗提出的。但具体提出与原作“竞争”之说的，却源于昆体良的《演说术原理》。1
1 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 [M]. 商务印书馆, 2008
2 刘军平.西方翻译理论通史. [M]. 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3 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 [M]. 商务印书馆, 2008
4 李志岭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