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件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措施
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成为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犯罪，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作为其关联犯罪，严重助长了网络犯罪的嚣张气焰，成为社会的一大“毒瘤”。司法实践中，该类案件存在三个办理难点亟需重视：
一、主观明知认定难。最高法、最高检《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对“明知”的内容以列举的形式进行了阐述，但这并不能完全囊括司法案件的所有情形，且不同的司法人员，往往对司法解释存在不同的理解。实践中，受到网络犯罪冲击，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呈现出多层级、链条式的发展态势，网络犯罪活动精细化分工明显，犯此罪的嫌疑人多为网络犯罪组织中的底层人员，对于上游犯罪和款项来源不完全了解或者了解不全面。案发后，很多犯罪嫌疑人辩称，他们只是提供了卡和身份信息，或者帮助转了一下账，而对背后的事情完全不知情，这就导致犯罪嫌疑人的主观故意无法认定。如在钟某等十四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中，钟某等人发展业务员，将没有实际运营的公司转卖给他人盈利，放任他人用相关公司账户收取违法犯罪所得。案发后，有12名犯罪嫌疑人承认参与了公司注册活动，但7人辩解只是提供了身份信息，5人辩称只是提供了中介服务。在涉案公司的具体运营情况难以全部查实、犯罪嫌疑人的主观态度无法得到证明的情况下，检察机关只能因证据不足对该12人不批准逮捕。又如蔡某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蔡某某提供了一套银行卡给邱某某使用，并收取对方的好处费，但在案发后，蔡某某辩称，其提供卡给邱某某是用于兑换外汇，而邱某某也证实了该说法，最终检察机关对蔡某某存疑不捕。
二、证据收集难。证据是诉讼的灵魂，在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中，罪名的成立要求以被帮助对象实施了网络犯罪为前提，且其前提犯罪需排除所有合理怀疑、确实、充分。以出售银行卡为例，该类案件的证据情况主要集中在证人证言、银行流水、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及辩解三方面，而如果上游犯罪尚未完全查清，证据链条的闭合就存在困难。与此同时，由于网络犯罪具有多变性，办案时往往难以断定涉案银行卡用于网络犯罪的持续性和同一性。以陈某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为例，陈某某2016年向其朋友出借了一张银行卡，有两名证人证实向该卡转入被骗款项3XXXX元，而根据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立案追诉标准，支付结算金额达二十万元以上才构成犯罪，本案银行流水虽然高达13XXXXX元，但因3XXX元以外的款项来源无法核实，最终检察院只能以证据不足而不批准逮捕陈某某。此外，随着法制宣传的深入，证据收集的困境还在于行为人具有一定的反侦察意识，即行为人对其销售的银行卡、电话卡的详细信息并不会予以记录，导致侦查机关无法核实具体情况。以周某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为例，周某某在网络上长期从事买卖电话卡的行为，且承认大概卖了三千张，但因无法明确所卖电话卡的具体情况，已有证据仅能核实一张电话卡，涉及网络犯罪金额仅为2万元，未达立案追诉标准，检察机关只能以证据不足而不批准逮捕周某某。
三、涉案数额认定难。本罪作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关联犯罪，地域跨度大、时间范围广、覆盖人群多，涉案银行流水一般都具有笔目繁多、额度较小的特点。在核实犯罪数额时，被害人往往由于损失数额不多、走法律程序麻烦等因素，不去向公安机关反映情况；对公安机关而言，被害人的涉案款项都通过网络流转，其身份信息和涉案数额难以一一对应，最终导致全部犯罪数额难以认定，严重影响了打击犯罪的实际效果。如在林某某、刘某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中，二人将银行卡卖给第三人用于赌博网站收款，涉案银行流水达25万元，但有被害人核实的犯罪款项仅1XXXX元。在其他款项来源无法查清、已核实数额不够追诉标准的情况下，检察机关以证据不足对林某某、刘某某不予批准逮捕。
为此，检察机关建议：
（一）加强内部沟通，统一认定标准。组织公、检、法三大机关对《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达成统一认识，对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形新特点进行交流，确定统一办案原则，以形成打击合力，维护网络和谐与稳定。
（二）构建司法机关与金融机构的顺畅沟通模式，完善管理体系。针对涉案银行流水繁杂不清、无法有效打击犯罪的问题，建议金融机构加强动态监管，并提醒市民在转账时做好信息备注，以便维护合法权益。
（三）加强普法宣传，提升市民法律意识。针对被害人主动反映案件的积极性不强、核实数额难以达到追诉标准的问题，建议加强典型案例宣传，说明及时向公安机关反映情况的重要性。与此同时，公安机关也要畅通群众诉求渠道，简化法律程序，以最大程度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