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篇：医学读后感
关于医学书籍的读后感
《中医全息医学》内容概要：本书主要介绍了中医全息诊疗理论与实用技术，具体介绍了中医全息诊断、经络全息刮痧疗法、中医全息耳穴诊断治疗和中医全息足部诊疗法，其中中医全息诊断包括头诊、面诊、鼻诊、唇诊、人中诊、手诊、腹诊、脐诊及背俞穴诊等。本书系统规范地阐述了中医全息诊疗法的理论源流和现代全息诊疗理论的发展与应用，可为高等中医药学校培养临床实用型人才提供帮助，并可作为临床医生、健康保健从业人员提高疾病诊疗水平的有益学习资料……
《中医全息医学》读后感，来自卓越亚马逊网友：全息学将客观世界转化为一系列不同水平等级、不同复杂程度、相互交错的系统结构。每个系统中又包含着各种内容相关、不同层次的子系统，全息学称为全息元。这些子系统通过各种相关关系反映不同等级的母系统、展现着母系统。在全息学理论的启迪下，相继出现了一系列全息分支学科，其中一个重要的分支就是全息医学……
中医全息医学的读后感，来自京东网的网友：本书基于全息生物医学原理，发掘、收集、整理了散见于历代中医学典籍中的一些支离的蕴涵全息生物医学思想的且目前在临床上使用方兴未艾的诊断治疗方法，构架人体全息诊疗学。书中内容，在收集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理论阐释深入浅出，论述全面系统，具有较重要的理论价值;诊疗方法内容丰富，信息量大，实用性强，具有较高的临床参考价值。书很厚，跟全息学有关的各方面内容都有，没有一下子看完，当工具书备用。
《医学源流论》是一部集中反映徐大椿医学思想的论著，其中有大量篇幅集中反映了徐氏的辩证用药观。有关元气学说的论述、辨病与辩证、病与主症、病与主方、方与主药的关系，亡阴亡阳之分辨，重视药性专能，提倡溯源治学，反对滥用温补等观点对后世颇有影响。
他在《源流论》里以很大的篇幅论述了元气和生命以及疾病的关系,并专门写了“元气存亡论”的论文。认为元气在体内首先是一种生理状态和活动支柱,亦即功能表现和物质基础;若机体受到创伤后,它在体内可产生一种免疫功能;若元气受损或衰竭,则表示疾病的预后不良乃至死亡等等。故在治疗一切疾病时, 都要以保护元气和拯救元气为根本的前提。转载自百分网http://，请保留此标记他认为元气包括元阴元阳两个方面。肾之真水是元阴,命门之火是为元阳, 阴阳相贯, 水火既济, 生化之机才会永恒不息。“命门为元气之根, 真火之宅, 一阳居二阴之间, 熏育之主,而五脏之阴气非此不能滋, 五脏之阳气非此不能发。”在治疗用药时, 元阳不足患者定慎升提发散之品;元阴不足患者, 慎用辛热香燥伤阴耗津之剂。这一系列论述, 增添了医者对元气、命门更深刻的理论研究, 长期的临床观察, 详尽
阐明了命门的实质以及元气和它的关系。
他在《源流论》里强调临床医学的规范化思想，认为“医者必能实指其何名,遵古人所主何方,加减何药,自有法度可循。乃不论何病,总以阴虚阳虚等笼统之谈概之,而试以笼统不切之药,然亦竟有愈者,或其病本轻,适欲自愈;或偶有一二对症之药,亦奏小效,皆属误治”批评某些医生“惟记方数首,择时尚之药数种,不论何病何症,总以此塞责,偶然得效,自以为功。其或无效,或至于死,亦诿于病势之常”徐氏在强调规范化的同时,并未否定灵活性的重要性。“病有经有纬,有常有变,有纯有杂,有整有乱,并有从古医书所无之病,历来无治法者 ,而其病又实可愈”。在没有陈法可守的情况下,医生应当发挥主观的创造性,运用巧思奇法, “然后天下之病,千绪万端,而我之设法亦千变万化,全在平时于极难极险处参悟通澈 ,而后能临事不眩”。这种来自个人体悟、高度灵活的技巧,在临床实践中具有独特的价值,是任何规范无法全部包容或完全替代的。
徐氏对于方药的配伍运用也很有见解,他果断反对那种不顾病人具体病情动辄用猛烈之药截邪气或以峻补之药遏制邪气而取得一时疗效的做法，反对不辨虚实滥用补药，他认为用药之力除考虑其寒热温凉补泻之性外，还要考虑其气、味、色、质、形及所生之地，以其偏性调和脏腑;他还强调方和药有密切的关系 ,但方和药不能混为一谈。假如“按病用药,药虽切中,而立方无法,谓之有药无方;或守一方以
治病,方虽良善,而其药有一二味与病不相关者,谓之有方无药”。因此,他要求医家,在临床制方遣药之时,务必切合病情,作到既守法度,又不拘泥。使所创制之方“分观之而无药弗切于病情,合观之则无方不本于古法”。
第2篇：医学著作读后感
唐代医学家孙思邈著有《大医精诚》，说：“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求含灵之苦…勿避险希、昼夜、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行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对于“如何成为一名好医生”这个困扰医者几千年的问题，孙思邈早在一千多年前就给了我们标准答案
——“大医精诚”。所谓行大医者以解决众生疾苦为大，然而只有具备精诚者，可承大医之名。“精”于高超的医术，“诚”于高尚的品德。
在漫漫中华几千年的历史上，出现了一代又一代的“名医”，例如：扁鹊救世济人敢于直言，华佗则是广施人道不分贵贱，孙思邈则是为民救世的精诚，李时珍遍尝百草著书济世，而叶天仕却是谦逊好学树医德…自古以来行医者便十分注重道德修养，将“大医精诚”奉为圭臬，更是以实际行动诠释着。上述的名医均是以德养性，以德养身，德艺双馨的代表。也正因为他们毕生恪守着这样的信念，才真正成为“历代医学家和百姓景仰的伟大先师”。
贫苦与羞辱多加的中国近代，中华民族被列强推向了生存的边缘，连温饱都已成了问题，何言求医问药。悲惨万象深深刺痛着每位医者的心。许多国外和本国的医生放弃优越的生活条件，只身来到这片硝烟弥漫的土地上，用自己的生命谱写着“医魂”！也许纷飞的炮火将他们掩埋，也许汩汩的时光将他们的名字冲淡，但他们有一个共同而不朽的称呼“医生”。“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与此”。在一千多年前，孙思邈如是说，而一千年后的今天，千千万万的医者依旧是如是行。“SARS”带来的白色恐怖，让劫后余生的我们依感心寒。赞美的言语略显苍白，优美的诗歌变得平淡，风停了，鸟儿也不唱了，河水静悄悄地流着。原来它们怕惊扰了长眠与此的医魂们。为了抢救人民的生命，为了毕生的信念，在SARS那样无硝烟的战争中，他们献上了自己年轻而宝贵的生命……
医生，担负着“上以疗君亲之族，下以救贫贱之厄”之重任。古往今来，在社会生活中担任着重要的角色。而新时代中，我们面临的是更为复杂的现实。当代科学对某些疾病的局限性和病人的期待之间的矛盾，以及整个社会保障体系和病人要求之间的矛盾，把医生推到了“风口浪尖”，一些医疗纠纷层出不穷。面对这种情况，我们是勇往直前，还是明哲保身呢？在我们刚刚步入神圣医学殿堂的那一刻，“医学生誓言”早以给了我们回答：“我志愿献身医学，热爱祖国……救死扶伤，不
辞辛苦，执着追求……”这亦是当代对“大医精诚”的诠释。我们曾庄严宣誓，是对历代医魂宣誓，以自己的灵魂起誓，而我们要做的是履行诺言，要铭记的是“性命相托”的重任。医患关系紧张归结为医疗体制的不完善和医德医风问题，随着医疗体制的不断完善，医德医风建设则成为我们要认真学习、体会的首要工作。对我而言，刚从大学毕业步入工作岗位，扎实的理论知识还需要实践的锻炼，才可以成为医学的栋梁之才。但“欲成才，先成人”，从一名医学生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医生，首先要学习的便是医德，学习如何才称得上是一名好医生！“大医精诚”，“精”于专业，“诚”于品德，这样才是德才兼备的“大医”，而这亦是读完本书后得出的领悟。医海博大精深亦一时难以参透其中的奥妙，所谓“青衿之岁，高尚兹典，白首之年，未尝释卷。”前人已做出典范，而我要做的则是效尤先人，力争做到“精诚”二字，尽毕生之力来做到“大医精诚”四个字！
我们刚刚步入神圣医学殿堂的那一刻，“医学生誓言”早以给了我们回答：“我志愿献身医学，热爱祖国……救死扶伤，不辞辛苦，执着追求……”这亦是当代对“大医精诚”的诠释。我们曾庄严宣誓，是对历代医魂宣誓，以自己的灵魂起誓，而我们要做的是履行诺言，要铭记的是“性命相托”的重任。医患关系紧张归结为医疗体制的不完善和医德医风问题，随着医疗体制的不断完善，医德医风建设则成为我们要认真学习、体会的首要工作。
对我而言，刚从大学毕业步入工作岗位，扎实的理论知识还需要实践的锻炼，才可以成为医学的栋梁之才。但“欲成才，先成人”，从一名医学生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医生，首先要学习的便是医德，学习如何才称得上是一名好医生！“大医精诚”，“精”于专业，“诚”于品德，这样才是德才兼备的“大医”，而这亦是读完本书后得出的领悟。医海博大精深亦一时难以参透其中的奥妙，所谓“青衿之岁，高尚兹典，白首之年，未尝释卷。”前人已做出典范，而我要做的则是效尤先人，力争做到“精诚”二字，尽毕生之力来做到“大医精诚”四个字！
第3篇：《医学源流论》读后感
《医学源流论》是一部集中反映徐大椿医学思想的论著，其中有大量篇幅集中反映了徐氏的辩证用药观。有关元气学说的论述、辨病与辩证、病与主症、病与主方、方与主药的关系，亡阴亡阳之分辨，重视药性专能，提倡溯源治学，反对滥用温补等观点对后世颇有影响。
他在《源流论》里以很大的篇幅论述了元气和生命以及疾病的关系,并专门写了“元气存亡论”的论文。认为元气在体内首先是一种生理状态和活动支柱,亦即功能表现和物质基础;若机体受到创伤后,它在体内可产生一种免疫功能;若元气受损或衰竭,则表示疾病的预后不良乃至死亡等等。故在治疗一切疾病时, 都要以保护元气和挽救元气为根本的前提。他认为元气包括元阴元阳两个方面。肾之真水是元阴,命门之火是为元阳, 阴阳相贯, 水火既济, 生化之机才会永恒不息。“命门为元气之根, 真火之宅, 一阳居二阴之间, 熏育之主,而五脏之阴气非此不能滋, 五脏之阳气非此不能发。”在治疗用药时, 元阳不足患者定慎升提发散之品;元阴不足患者, 慎用辛热香燥伤阴耗津之剂。这一系列论述, 增添了医者对元气、命门更深刻的理论研究, 长期的临床观察, 详尽阐明了命门的实质以及元气和它的关系。
他在《源流论》里强调临床医学的规范化思想，认为“医者必能实指其何名,遵古人所主何方,加减何药,自有法度可循。乃不论何病,总以阴虚阳虚等笼统之谈概之,而试以笼统不切之药,然亦竟有愈者,或其病本轻,适欲自愈;或偶有一二对症之药,亦奏小效,皆属误治”批评某些医生“惟记方数首,择时尚之药数种,不论何病何症,总以此塞责,偶尔得效,自以为功。其或无效,或至于死,亦诿于病势之常”徐氏在强调规范化的同时,并未否定灵活性的重要性。“病有经有纬,有常有变,有纯有杂,有整有乱,并有从古医书所无之病,历来无治法者 ,而其病又实可愈”。在没有陈法可守的情况下,医生应当发挥主观的创造性,运用巧思奇法, “然后天下之病,千绪万端,而我之设法亦千变万化,全在平时于极难极险处参悟通澈 ,而后能临事不眩”。这种来自个人体悟、高度灵活的技巧,在临床实践中具有独特的价值,是任何规范无法全部包容或完全替代的。
徐氏对于方药的配伍运用也很有见解,他坚决反对那种不顾病人具体病情动辄用猛烈之药截邪气或以峻补之药遏制邪气而取得一时疗效的做法，反对不辨虚实滥用补药，他认为用药之力除考虑其寒热温凉补泻之性外，还要考虑其气、味、色、质、形及所生之地，以其偏性调和脏腑；他还强调方和药有密切的关系 ,但方和药不能混为一谈。如果“按病用药,药虽切中,而立方无法,谓之有药无方;或守一方以治病,方虽良善,而其药有一二味与病不相关者,谓之有方无药”。因此,他要求医家,在临床制方遣药之时,务必切合病情,作到既守法度,又不拘泥。使所创制之方“分观之而无药弗切于病情,合观之则无方不本于古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