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篇：魏晋风度
魏晋风度，一般理解为当时的名士风度，实际上指的是在中国魏晋时代产生的一种人格精神与生活方式的统一体。包括哲学思辨、人格境界、文学创作、审美追求等方面。从时间上来说，指的是三国时的魏(公元220-265年)至两晋年代(公元265-420年),再到刘宋时代以士族名士为主体的生命体验，它以七林七贤中阮籍嵇康和晋宋时期诗人陶渊明为代表人物。
今天我们就来与大家一起讨论一下什么是魏晋风度，以及它的现代人生意义问题。主要谈两个问题:
一、魏晋风度的形成背景；
二、魏晋风度的表现形式。
谈到魏晋风度，不能不与当时兴起的士族阶层相联系。士族，或者叫做世族是东汉末年兴起的世家大族，他们垄断做官的权力，有着自己的政治特权与庄园经济，可以与皇权平分秋色，比如东晋时就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在中国历史上，唯一可以与皇权分庭抗礼的，就是魏晋南北朝年代的士族阶层。魏晋风度的名士大部分是世家大族的人物，比如王谢家族，他们既是政治与经济上的大族，也是文化的大族，谢氏是诗歌家族，王氏是书法大族。所以魏晋风度既是名士的精神贵族的产物，也是凭借经济与政治上的特权而形成的。
东汉末年，社会陷入了空前的战乱之中，南北分裂，生灵涂炭，老庄人生无常，企求解脱的学说走进人们的心灵之中。王瑶先生在《中古文学史论集》中曾指出，感叹人生无常是汉魏以来文学的主旋律。这种时代情绪又因了当时文化的主体士族的崛起形成为特定的思想体系。当时，对人生苦难的解脱，对逍遥境界的寻求，成了魏晋以来人生哲学的重大课题。当时，围绕着这一主题，各种人生哲学纷纷出现。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这么几种:
一、以阮籍为代表的逍遥论。
二、以嵇康为代表的养生论。
三、以《列子·杨朱篇》为代表的纵欲论。此外，还有何晏、王弼的无为论，向秀、郭象的安命论等等。魏晋以后逐渐兴盛的佛教，则是从宗教麻痹的角度，来解释人生问题的。
这几种人生哲学虽然旨趣不同，角度各异，但都是探讨如何解脱苦难，实现人生价值的。正像著名学者汤用彤先生在《魏晋玄学与文学理论》一文中所说的那样:“魏晋人生观之新型，其期望在超世之理想，其追求者为玄远之绝对，而遗资生之相对。从哲理上来说，所在意欲探求玄远之世界，脱离尘世之苦海，探得生存之奥秘。”这种生命精神在《世说新语》这部记载名士轶事的笔记小品中有着生动的表现。收入这部笔记中的大都是汉末以来名士冲决礼法，率真自得，狂诞任放的轶事。他们的行动有着明确的追求，这就是抛弃了传统儒家哲学中过于拘执的一些道德说教，而以自己的生命意志来支配行为，通过偶发性的情节来组织行为，形成创作。最典型的则是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雪夜访戴的轶事: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任诞》)1 这一则故事是大家熟悉的魏晋名士的轶事，它很能说明魏晋人生与文艺以兴为美的特点。位于江南的山阴之地很少下雪，雪夜皎美的景色使富于生活情趣的王子猷油然兴感，想起左思的《招隐诗》，不由得想去剡溪造访一位叫戴逵的高士，这种兴致在于本身的偶发性，并不以功利目的，即见不见戴逵为目标，故而兴发而行，兴尽而归。在这里，“兴”就是目的与乐趣，南宋文人曾几在《题访戴诗》中说:“不因兴尽回船去，那得山阴一段奇。”宗白华先生说:“这截然地寄兴趣于生活过程的本身价值而不拘泥于目的，显示了晋人唯美生活的典型。”宗白华先生独具只眼地发现了这则轶事中蕴含的晋人唯美生活的意义，这也是魏晋风度的表现。
我们现在再来说说著名的王羲之的兰亭故事。东晋王羲之等人在东晋晋穆帝永和九年(公元354年)于兰亭举行的文人集会，将文人的以诗会友与民间的三月三日禊饮之礼结合起来。当时许多人士写诗歌，后来编成集子，王羲之在当时写了一篇序，这就是著名的《兰亭集序》，文章以优美清丽的笔调，描画出位于江南的山阴兰亭阴历三月三日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与茂林修竹，清流激湍的景观，诗人触景生情，由物的感发，得想起人生的意义，王羲之认为，人生的过程，生命的价值，它既不是庄子所说的一死生，也不是俗人所理解的外在功名，而是在于生命过程中的兴趣: 向之所欣，俯仰之间，以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妄，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由今之视昔。悲夫！
在王羲之这篇美文中，我们发现诗人最能感物兴怀的正是“死生亦大矣”的悲剧主题，即从宇宙永恒、人生短暂中兴感到个体悲剧人生的价值所在。人生有限而天地无限，而认识到此中意义并不是“一死生”即泯灭生命的意义，而是要在这短暂的人生中把握世界与人生的意义，珍惜这瞬间的快乐。但这又不是产生出同时代的《列子·杨朱篇》中宣扬的及时行乐，因为人之所以不同于禽兽就在于他拥有这种高峰体验的可能性，放弃这种人生的高峰体验而逐于肉欲，等于将人生退化到禽兽之域。魏晋风度的形而上意义即在于此，这是魏晋风度的精神理念。也是我们现代人生最应当思考与感怀的。
我们再来谈谈第二个问题，即魏晋风度的表现方式。魏晋风度的表现有这样几种，通过这些方式，而展现出名士的精神气质与贵族风格。我们加以大概地介绍: 饮酒
酒是魏晋风度的典型写照。曹操诗中就有“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感叹。最典型的便是“竹林七贤”的好酒狂饮。所谓“竹林七贤”，是对三国魏末七位人士的称谓，他们分别是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阮籍是其中最喜欢饮酒的名士之一。据《晋书·阮籍传》记载:“籍本有济
2 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政事，遂酣饮以为常。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东晋有个名士曾说:“阮籍胸中垒块，故须酒浇之。”是很到位的。可见魏晋名士饮酒的主要原因是为了解脱精神上的痛苦，保全性命。再比如，竹林七贤中的刘伶也是一个极其狂放不羁者，从他所作《酒德颂》来看，酒无疑成为他生命中的欢乐颂。东晋大诗人陶渊明的诗中总是有酒，他专门写有《饮酒》一组诗。但是梁代昭明太子萧统在《陶渊明集序》中却指出:“有疑陶渊明之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为迹焉。”他认为陶渊明诗文醉翁之意不在酒，借酒以寄意。
魏晋名士追求精神的境界，而酒有助于这种境界的创造与形成，《世说新语·任诞》中记载:“王卫军云:酒正引人着胜地。”“王佛大叹言: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这些都说明酒有助于形神相亲的合一，而艺术境界往往通过酒的刺激来创成，比如王羲之创作《兰亭序》，李白的“斗酒诗百篇”。当然，有些名士是想通过饮酒来醉生梦死，这是一种颓废，我们当然不能赞同。还有的借饮酒来装名士:“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这些都要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服药
这里的药特指一种叫做五石散的矿石药。五石散自汉代出现，至魏时因玄学宗师之一何晏的服食而大行于世，东汉时服食相当普遍，由魏晋至唐，经历五六百年之久。五石散对年迈体虚、阳气偏衰者，用的好的话，有一定的助阳强体作用，但是在养生求仙之风的影响下，许多人妄图借此虚幻的神仙梦，于是当时许多人都来服食。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中也谈到服食五石散，说在当时是有钱人的一种时髦，穷人是消受不起的。由于服食五石散后发热，服食者往往要穿着宽袍大袖的衣服，于是不吃药者也附庸风雅，跟着名人将衣服宽大起来了。还有许多吃不起药的人会在路旁假装药性发作以摆阔气，一副生怕不服食就跟不上时代的样子。鲁迅先生形象地说:“晋朝人多是脾气很坏，高傲、发狂、性暴如火的，大约便是服药的缘故。比方有苍蝇扰他，竟至拔剑追赶；就是说话，也要胡胡涂涂地才好，有时简直是近于发疯。但在晋朝更有以痴为好的，这大概也是服药的缘故。”有人认为这种风尚与今天的吃摇头丸差不多，其实我认为二者的精神追求是不同的。不能简单地加以比方。
两性解放
这里所说的“两性解放”，并不是今天所谓“性解放”。而是指男女关系的进步。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经精辟地指出，两性关系是人类最基本的关系，从两性关系的内容之中，可以判断出每一时代中的文明程度。魏晋名士在男女关系上冲破了三纲五常的束缚，它通达而不荒乱，不同于南朝宋齐宗室的淫荒。有些性情中人，如阮籍之辈常常做出一些荒诞之事。如《世说新语?任诞》载:
3 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夫始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
籍邻家处子有才色，未嫁而卒。籍与无亲，生不相识，往哭尽哀而去。其达而无检，皆此类也。
阮籍这些行为实际上是对虚伪礼教的蔑视，表现了他对妇女通达而不设防的心态。这种“不设防”可谓是当时男女之间自由交往的通道。再如阮籍的嫂子回娘家时，阮籍与之话别，按当时的礼俗，叔嫂不通问。为此有人说他不遵礼度，阮籍没有理会，反而说:“礼岂为我辈设那？”意思是礼教难道是为禁锢自己而设立的吗？这句话实际指出了礼教不应成为男女互防的围挡。阮籍批评礼教的意思并不在于为放纵情欲辩护，而是去掉两性交往的障碍。
再比如，三国时魏国名士荀粲(字奉倩)虽然是荀彧之子，但思想和为人却与其父大不相同。荀氏本是东汉末年的世家大族，荀彧是曹操集团中的重要人物，也是东汉末年儒林重镇。其子荀粲却服膺老庄。他曾经公开说过，女性主要以容貌情感来取悦男性，不必拘于德才。《世说新语·惑溺》记载: 荀奉倩与妇至笃，冬月妇病热，乃出中庭自取冷，还以身熨之。妇亡，奉倩后少时亦卒。荀粲娶大将军曹洪的女儿为妻，其妻美貌温婉，深受他的喜爱。爱妻患热病，荀粲不惜受时人讥诮，为了给爱妻物理降温，竟然大冬天在户外先自凉身，然后以身熨妻为之降温驱热，然而妻子不久还是病故，荀粲也哀伤过度，不久死去。这段轶事记载了中古时代一位至情至性的男人为情所陷以及爱妻去世后的悲苦。《世说新语》用“惑溺”二字概括这一类行为，表面似乎是在批评这些名士的沉溺情感不能自拔，实际上是暗中叹赏这些名士的放荡，也反映了作者刘义庆的伦理观与审美观。当然，魏晋与南北朝朝代在皇室贵族之中，淫乱之事也不少，但与我们这里所说的名士风度是两码事。
放情山水
魏晋名士在山水自然中陶冶性情，解放人格。东晋时代由北南下的士族与当地豪族广占山林田园，开辟新野荒地，比如南朝刘宋著名山水诗人谢灵运曾任太守的永嘉，就是在晋室南渡之后才开发的。现在的著名风景区浙江温州楠溪江一带就属于这块地方。士族将新开发的江南之地打造成庄园与领地，作为世代相传的固有财产。他们在对自然林野的经营管理中，刻意将它朝着田园化方向发展，既“尽幽居之美”(《宋书·谢灵运传》)，又“备登临之美”(《南史·王裕之传》)。西晋的士族文人石崇、潘岳，东晋的文人王羲之、许询、宋代的谢灵运，都有咏吟自己庄园宅墅的作品。唐卢照邻《乐府杂诗序》中曾说“山水风云，逸韵生于江左”，指出了东晋年代山水文学勃兴的事实。在偏安江左的时候，士族文人徜徉于江南 4 秀丽的山水景色之中，优哉悠哉，其乐无穷。谢安在今天的浙东一带邀集王羲之等人带着歌妓等肆意游山逛水，说“我卒当以乐死！”
喜欢清谈
魏晋人喜欢清谈，过去有所谓“清谈误国”之说。《世说新语》是南朝刘宋政权临川王刘义庆所编著的一部笔记小品，主要记载东汉末年至魏晋间的名士轶事。是六朝著名的笔记小品，其中记载着当时的名士清谈，展现了名士的思想风采。当代美学家宗白华先生《美学散步》中有一篇《论〈世说新语〉与晋人的美》，篇末附有《清谈与析理》一文，其中对于清谈这样评价道:“被后世诟病的魏晋人的清谈，本是产生于探求玄理的动机，王导称之为‘共谈析理’。嵇康《琴赋》里说:‘非至精者不能与之析理’，‘析理’须有逻辑的头脑，理智和良心和探求真理的热忱。青年夭折的大思想家王弼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宗白华先生对于清谈与王弼给予很高的评价。我认为玄学与清谈的动力在于人文与智慧的融合，是魏晋风度的表现，对于我们现代人的精神生活有着重要的参照作用。
从现有的关于《世说新语·文学》的资料来看，当时既有从容轻松，充满幽默的清谈，也有许多激烈而有趣的辩论。比如下面一则记载为人所熟悉: 孙安国往殷中军许共论，往反精苦,客主无间。左右进食，冷而复暖者数四。彼我奋掷麈尾，悉脱落，满餐饭中。宾主遂至莫忘食。殷乃语孙曰:“卿莫作强口马，我当穿卿鼻！”孙曰:“卿不见决牛鼻，人当穿卿颊！”
这则故事说的是孙绰与许询关于清谈论辩的事，两人都是清谈高手，故而反复论辩也难分高低，直至忘了进食，侍者热了几次依旧没能进餐。最后干脆两人斗气上火，然而毕竟是名士，所以斗气的话也变成了隽言名句。我们从中可以感受到名士清谈之苦与较真。在清谈对话中，因为种种原因的激发，谈者机锋迭出，呈现出一些新的思想，类似于后世的禅宗机锋，这是书写时往往比不了的。《世说新语·文学》中有许多这样的记载。比如:“人有问殷中军:‘何以将得位而梦棺器，将得财而梦矢秽？’殷曰:‘官本是臭腐,所以将得而梦棺尸；财本是粪土，所以将得而梦秽污。’时人以为名通。”这里所说的名通，其实正是机锋创造的感悟，是正常思维下往往得不到的。对话中思想突发，感兴相接，已开禅宗妙悟之先河。
文学生活
当时的文学活动成为士人生命精神的升华。曹植的《洛神赋》、阮籍的《咏怀诗》、嵇康、郭璞的《游仙诗》、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就是他们追求自由的审美心理的抒托。魏晋南北朝文人认为，只有在审美与艺术活动中，人们才能达到精神的超越与心理的慰藉。王 5 羲之与名士在兰亭修禊时写的诗作，其中充斥着借赏会山水慨叹人生，聊以自慰的内容，与西晋石崇发起的金谷诗会“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的主调如出一辙。
魏晋文学批评，着眼于人的生命体验，从人生活动的各个层面去解析文学的特点与功用。不仅在观点上有着根本的突破，而且在理论方法上开创了将人生活动与文学批评相结合的思路。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以及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注重从鲜活的现实人生中去汲取文艺批评，而不仅仅是从经学章句去演绎文艺批评，这也是六朝文艺批评不同于两汉官方文艺批评的一个重要特点。
当然，魏晋之后的南朝即宋齐梁陈，世族地位下降，南朝的开国君臣大都起于寒素，有些人本身就是无赖。这些人一旦骤富，贪欲更甚于地位稳固的世族中人。如梁将鱼弘为官时极尽骄奢淫逸之能事，居然公开宣称:“我为郡有四尽:‘水中鱼鳖尽，山中獐鹿尽，田中米谷尽，村里人庶尽。丈夫如轻尘栖弱草，白驹之过隙。人生但欢乐，富贵在何时？’”这个梁朝贪官，将六朝末期官僚醉生梦死、贪婪无耻的心态暴露无遗，与今天的巨贪相似，与魏晋风度无关。
最后我们再来谈几点启发。现代中国有点像魏晋转型时代，旧的精神价值观人们不信了，而新东西还没有为我们所接受。这并不值得过分忧虑，但最可忧虑的是对于精神追求的缺失，如果甘于自我堕落而没有魏晋风度的追求精神，那么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另外，现代中国处于全球化的环境之中，工业化与物质至上的价值观念，再加以官本位的体制，使人们蔑视精神的价值，陷于权势与金钱的压迫下而难以自拔。其实，魏晋风度的代表人物陶渊明尚且有这种精神，但今天却很少看到。
尽管处于无奈之中，但是我们有精神趣味与生活价值观念上，以及生活方式上，还是可以自我调节的，在向上向善之中，我们的人生得到充实，我们的心理得到舒缓。我们在自己的生活方式上得到提升。王国维说:“盖人心之动，无不束缚于一己之利害，独美之为物，使人忘一己之利害，而入高尚纯洁之域。”(《教育之宗旨》)梁启超在上个世纪的20年代指出:“爱美本能，是我们人人都有的。但感觉器官不常用或不会用，久而久之麻木了。一个人麻木，那人便成了没趣的人；一个民族麻木，那民族便成了没趣的民族。美术的功能，在把这种麻木状态恢复过来，令没趣变为有趣。”(《美术与生活》)这些话对于我们一代人生是多么富有启发意味呵，我们应当经常想想。
第2篇：魏晋风度
一、什么是魏晋风度：
魏晋风度指的是在中国魏晋时代产生的一种人格精神与生活方式的统一体。它既是名士的精神贵族的产物，也是凭借经济与政治上的特权而形成的。
首先，人格思想行为又极为自信风流萧散、不滞于物、不拘礼节，放达出格，有悖常理。
再次，清静无为，不务世事，洒脱倜傥，崇尚自然、超然物外，率真任诞而风流自赏。
再次，多独立特行，强烈的主体意识，又颇喜雅集，“以清淡为经济”，喜好饮酒。
最后，自我的发现与肯定，追求行止姿容的漂亮俊逸个性上。
具体表现形式：饮酒、服药、两性解放、放情山水、喜欢清谈、文学生活、酒是魏晋风度的典型写照。曹操诗中就有“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感叹。最典型的便是“竹林七贤”的好酒狂饮。参考阅读： 服药
这里的药特指一种叫做五石散的矿石药。五石散自汉代出现，至魏时因玄学宗师之一何晏的服食而大行于世，东汉时服食相当普遍，由魏晋至唐，经历五六百年之久。五石散对年迈体虚、阳气偏衰者，用的好的话，有一定的助阳强体作用，但是在养生求仙之风的影响下，许多人妄图借此虚幻的神仙梦，于是当时许多人都来服食。放情山水
魏晋名士在山水自然中陶冶性情，解放人格。东晋时代由北南下的士族与当地豪族广占山林田园，开辟新野荒地，比如南朝刘宋著名山水诗人谢灵运曾任太守的永嘉，就是在晋室南渡之后才开发的。现在的著名风景区浙江温州楠溪江一带就属于这块地方。士族将新开发的江南之地打造成庄园与领地，作为世代相传的固有财产。他们在对自然林野的经营管理中，刻意将它朝着田园化方向发展，既“尽幽居之美”(《宋书·谢灵运传》)，又“备登临之美”(《南史·王裕之传》)。西晋的士族文人石崇、潘岳，东晋的文人王羲之、许询、宋代的谢灵运，都有咏吟自己庄园宅墅的作品。喜欢清谈
魏晋人喜欢清谈。《世说新语》记载着当时的名士清谈，展现了名士的思想风采。清谈是产生于探求玄理的动机，王导称之为‘共谈析理’。嵇康《琴赋》里说：‘非至精者不能与之析理’，‘析理’须有逻辑的头脑，理智和良心和探求真理的热忱。文学生活
当时的文学活动成为士人生命精神的升华。曹植的《洛神赋》、阮籍的《咏怀诗》、嵇康、郭璞的《游仙诗》、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就是他们追求自由的审美心理的抒托。魏晋南北朝文人认为，只有在审美与艺术活动中，人们才能达到精神的超越与心理的慰藉。王羲之与名士在兰亭修禊时写的诗作，其中充斥着借赏会山水慨叹人生，聊以自慰的内容，与西晋石崇发起的金谷诗会“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的主调如出一辙。
二、“魏晋名士”中的名士，哪位你最喜欢，理由？
如嵇康：嵇康是七贤领袖，他具有令后人羡慕不已的人格魅力： 首先，他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全能之才。他是当时最著名的音乐理论家及演奏家。嵇康通晓音律，尤爱弹琴，著有音乐理论著作《琴赋》《声无哀乐论》。
其次，他是一位容止绝佳的美男子。他身材伟岸，风姿挺秀，时常采药游于山泽，樵夫遇见他，以为是神仙。
最后，嵇康魅力更重要的还是在于其人格：高洁、正直、孤傲、独立特行。嵇康喜好老庄，他是玄学思潮在人生追求上的典型代表。他厌恶仕途，傲视世俗，追求一种自由自在，闲适愉悦，与自然相亲，心与道冥的理想人生，以己之高洁而独立于世。这种孤高的品性为汉魏以来名士所崇仰追求，并成为汉末以来人物品鉴中最受推崇的品格。
总之，嵇康颖慧过人，卓尔不群，“风姿清秀，高爽任真”，其风采魅力，成为当时士子偶像式的人物，他集中代表了一个时代的风尚，体现出了一种理想化的人格。
三、雅量——魏晋士人的理想人格
在不同的时代对人物的品评用语会有所不同，有的用语代表了一个时代中人们最为崇尚的品格，尤其能够体现时代的文化特征。魏晋时期这样的用语就是“雅量”。
当然，在一般的意义上，心胸宽广在以前的时代中也被视为具有良好修养的表现。但魏晋时代所说的“雅量”不仅内涵要丰富得多，而且它在人们生活中所表示的价值也重要得多。它最简单的意义当然是心胸宽广、豁达大度，但很多情况下，“雅量’’是和士族的高贵意识联系在一起的。它追求生命内涵的广度和人格的稳定性，要求在任何情况下也不为外力(无论成与败、荣与辱)所动摇；这说到底就是希望由自己塑造自己、自己决定自己。正是后一种意义上，可以说“雅量”是魏晋时代士人的理想人格。
一、雅量的核心内涵——人格的稳定性
嵇康临死弹琴展现了一个优美的姿态，它表达了对世间的邪恶与强暴的蔑视，和对人格完美的追求。人不能因为危险而变得丑陋，因为这将损坏他从来对自己的期待，并令施害者窃喜。这种为了维护人格尊严而特意显示的姿态，具有贵族阶级所崇尚的优雅从容。诚然，贵族文化有时带有做作和程式化的意味，但这其中也包含着他们追求人生高贵和美丽的心情，当有强烈的情感在内时，即使只是追求一种姿态，也会让人感动。对嵇康之死，后人写下了许多悼念的文字，最美的是其旧友向秀的《思旧赋》：“悼嵇生之永辞兮，顾日影而弹琴。托运遇于领会兮，寄馀命于寸阴。听鸣笛之慷慨兮，妙声绝而复寻。停驾言其将迈兮，遂援翰而写心。”
在说到反映“雅量”的具体事迹时，我们首先引嵇康之死的故事，并以夏侯玄之死相映照，原因就在这种故事最能显示其核心的内涵——人格的稳定性。人在世间漂泊，生命无根却有八面来风，只有坚守对自我的期许，才能证明生命确然是高贵的。而死亡的威胁最易使人慌乱失措，在死亡的阴影下，仍然能保持镇定从容，这就是最大的“雅量”。二、脱略荣辱，善于忍耐
“雅量”的又一种重要表现，是遭遇他人轻辱时淡然处之，不兴计较。这好像与前面强调的雅量表现着士族的高贵意识之说相矛盾，其实不然。轻辱常常来自身份地位比自己低的人，欲兴计较，便是自居于与之对等的一方，这就有自我贬损的危险；轻辱又常常起于琐碎的原因，欲兴计较，便是使自己陷于琐碎，这同样是自我贬损；轻辱也有可能缘于无意的误会，欲兴计较，便显出了自己的浮躁，这依然是自我贬损。所以，在很多情况下，对轻辱的漠然就是最好的回应。心胸宽广、人格稳定之人，对自我价值的认定不赖于他人的看法，因而能够站在轻辱所不能触及的位置上，它当然是对自我的高贵意识的维护。《老子》中说“宠辱皆惊”，“得之亦惊，失之亦惊”，是人生大害。既然雅量的根本在于超脱尘俗的胸怀和人格的稳定性，那么它就不仅表现为以淡然的态度对待轻辱，而且也表现为以淡然的态度对待尊荣(“宠”之古义为尊荣)和成功。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谢安在淝水之战中的表现。
谢安在《世说新语》中形象最为凸显，描写他的故事有一百多则，而从“雅量”来看，他更是典范式的人物。他经历过重大的危机，也获取了超凡的成功。但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他始终不会表现出忧虑、恐惧或者兴奋的情绪。人可以也应该做一个他所期望的自我，这是贵族社会对生命价值与意义的一种理解，而谢安正是凭借着他在这方面的过人之处，受到人们普遍的景仰。
三、豁达与从容
跟雅量有关的故事有些显得严峻，有些则颇为琐细，但在表现人物胸襟的宽豁和行事的从容自如方面，却仍有其一致之处。
四、王羲之的书法艺术成就及认识
王羲之书法中对后人影响最大的是行书。王羲之成熟的行书，代表作有《兰亭序》、《丧乱帖》、《二谢帖》、《得示帖》等。王羲之的书法，表现了东晋文人的精神面貌，完成了魏晋时期书法史上的一次最重大的变革，将书法艺术推向历史的高峰，成为后世文人书法取之不尽的源泉。认识：
书法是以自由精神为艺术创作手段的。其本质形式是以汉字书写的方式，通过笔墨起伏的轻重粗细、行笔速度的快慢顿挫和空间布局的大小疏密，使线条产生优美的诗意感和流畅的节奏感。正是这些线条自由而无穷的变化，造就了书法的魅力。任何一种书体，书法线条的审美哲学就是气韵生动。
中国书法是世界上最美的艺术之一。梁启超认为：中国写字有特别的工具，就成为特别的艺术。中国书法的美是线的美、力的美、光的美和表现个性的美。中国书法之美，源于中国汉字之美。汉字，是中国文化的最小单元，又是中国文化的最高代表。字的创造、使用、演变、发展和无穷组合，造就了中国文化的辉煌灿烂和流光溢彩，造就了五千年一以贯之的中华文明。一部中国书法史，是一部汉字的演化发展史，也是一部形象的中国文化史。博大精深的中国书法，是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的基础和缩影。
五 魏晋名士通过饮酒服药反映的诗意人生 饮酒与诗意人生：
魏晋名士之饮酒受到重视，还在于他们用诗意的、玄学的、畅快的语言描述酒，用夸张的、放诞的行为饮用酒。
1、以寥寥数语表达对酒的嗜好
2、饮酒时的狂放
3、酒后的狂态
通过表现饮酒人的狂放与狂态，表达饮酒者的无拘无束，尽情尽兴，饮者沉浸酒中，呈现的是自我的个性胸怀，酒助长了魏晋名士的狂放之态与豪迈之气。刘伶酒后是赤身裸体，王敦酒后是慷慨放咏等。通过醉酒使身体处于麻醉状态，不能完全受意识的支配。醉的状态在于，使身体返归本心，并成为一种艺术化的存在。这些酒后百态，彰显着魏晋名士的纵逸、豪迈、适性、深情。
酒之于魏晋名士具有独特的意义，在魏晋名士的日常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酒成就了他们纵逸不拘的气质情性，成就了他们的生前之乐，成就了他们的身后之名。
服药与诗意人生：
1、服药构筑了魏晋名士的诗意形象。魏晋名士服用的五石散多为亲手动手炼制，因此，欲炼药散，首先必须入山采集药石，这客观上促进了魏晋名士的登山游览活动，同时也促进了魏晋时期山水诗文的创作。
这些名士（如嵇康、王羲之等）通过登山采药活动与自然山水的相亲相近从而生发出心里的审美愉悦。在那种状态下，他们远离了庸人的搅扰，远离了世俗的羁绊，心中的所有不平不快涤荡一空，面对清明爽朗的自然山水，体验到与之相亲相近，与天地大化融合为一自由无碍的超越心境。
2、服药之后的“行散”活动同样构筑了这种诗意的人生。行散虽是因服药被迫进行的散步游走，不过这种活动方式本身就具有休闲的轻松意味，另一方面，更由于得其药力者会感到“骨髓充实”、“举措轻便”甚至有着“行动如飞”的美妙体验，此时的心意状态应当是畅朗愉悦的，更可以抛却尘俗之事，进行自由无滞的诗性思考。王恭在前一条提到了古诗，评出了古诗中的最佳之句“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想必是行散路上触景生情，抚古思今，心头笼上了一股诗意的沧桑，浮想这两句带有悲情意味的诗句，发出生命短暂之叹，这也是汉末魏晋士人反复吟咏的共同话题。
六、如何认识魏晋时代被普遍认为是“人的觉醒”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大汉大一统集权政治的衰落，传统儒家文化和经学统治的松动、长期稳定的家族地位，支离破碎的社会格局，纷乱无序的社会现实，使曾经有权的，有钱的，有文化的等一些特殊阶层自然而然的开始对生命价值和生命本体的探寻与思考，这就是所谓的“人的觉醒”。这种“人的觉醒”虽然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集团中有着很大的不同，但它无论如何是一次重大的历史进步。这个时期的人的觉醒不仅表现为意识到了在社会角色义务之外，还应当有个人的情趣、爱好，在公共的社会生活之外还应当由私人的日常生活。看成事社会的主体，社会的目的。
当时名士们这样的举止，虽与世俗相逆，但他们却以此为表。魏晋名士都持反“常”的人生态度。就人性而言，世间俗礼，烦人、伪人。繁文缛节、正统观念，无不是束缚人的枷锁。处在个性觉醒时代的名士们，深深感受到这种危害，所以就努力以自已的率真个性挣脱世俗的僵绳，展示出自已独特的个性。
第3篇：论魏晋风度及文章
论魏晋风度及文章
-----会计131班
陆萍
汉末魏晋时代在文学史上是个很重要的时代。那时历史上正处于黄巾和董卓大乱，而在这纷乱之后出现了每个党派的纠纷，此时便出现了一个英雄人物——曹操。曹操为人大胆果断，阴鸷奸狠，不计前嫌。虽然他的一句“宁使我负天下人，也不使天下人负我”让许多人对他的印象多了许多负面影响。但我们可以从曹操打胜的那些战役来看，我们还是可以发现曹操这个人是很有本事的。他在任用贤才方面比很多先人都做得好。在陈琳替袁绍写文章骂曹操的时候，陈琳骂的很难听。以至于在曹操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他的头疾都立刻好了。但在袁绍落败之时，陈琳被俘虏。即使众人都在主张将这个曾经辱骂曹操的人杀掉。曹操却不计前嫌，反而将他留在身边做个秘书。这个就可以看出曹操惜才如金。但我们也同时可以看出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的善辩的口才和聪明的头脑。所以，对曹操的评价我们可以改观，最起码他可以是一个智者。
谈完汉末魏晋涌现出的人才，那么和他们联系的当然还有文学。那时候的文学也是如今很多学者很想去探讨和研究的。首先，我们还是说一说曹操。曹操虽在军事上有着卓越的成就，但他在文学上的建树也不容小觑。他写的《龟虽寿》使得多少壮士奋起。那一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更是凸显了他那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这也体现了他文章通脱得力，毫无顾忌。此外，在这篇文章中还提到他的文章的一大特色是清俊，这也是汉末魏初的文章的特点。从他的那句“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我们就可以感受到他那伟大的气魄和毫无顾忌的作派。然而魏晋之时，除了曹操，我们不得不提他的两个儿子——曹丕，曹植。他们三个也就是我们称的“三曹”。虽说他们都是集中体现“建安风骨”特点的代表作家，但是他们的风格迥异。曹丕提倡“文以气为主”，认为于通脱之外，文章更应加上华丽。曹植虽然文章做的很好，那七步诗让多少赞不绝口。但也许是他政治道路上的不得意，所以他无奈的说文章小道，不足论的。所以，归纳起来，汉末魏初的文章，可说是“清俊，通脱，华丽，壮大。”
除去“三曹”之外，我们需要把我们的目光投到“建安七子”身上。这七个人都很能做文章，但真正流传下来的很少，但大概都不外是“慷慨”“华丽”罢。七子之中，陈琳我们已经讲过，所以暂且不谈。看一下这位——孔融。从鲁迅这篇文章中，我们知道孔融他专喜和曹操捣乱，也因为他老和曹操捣乱，使得曹操最后以“不忠不孝”处死了他。他的文章也是“以气为主”。这就使得汉文慢慢的壮大起来。
把这些在汉末魏初文学上有造诣的人都分析了一遍，我们也可以看出鲁迅这篇演讲是通过对汉末魏初文学人物的分析老讽刺当今一些文人学士只知道固守传统，却不知道在文学上我们需要顺应历史的潮流，并且能够拥有自己的写作特色。从汉末魏晋这个历史阶段我们看出了许多文人志士在文学上的建树。所以我们从鲁迅的演讲中懂得——我们创作文学，需要的是对时代的领悟和创新。这也让我们新一代大学生对文学的认识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第4篇：魏晋风度(自由的历程)
自由的历程
——魏晋风度的前世今生
在浩浩汤汤的历史长河中，有那样一个时代叫作魏晋；在卷帙浩繁的文学典籍中，有那样一种文学叫作魏晋文学；在文脉悠远的中华文化中，有那样一种气度叫作魏晋风度。魏晋风度是一种向往自由的新的人格境界的开辟，是儒学与道学矛盾与融合的演绎，也是“风清骨俊”审美意识的彰显。魏晋风度在人格上，哲学上，美学上都独树一帜，反映了中华民族，尤其是士阶层，开始自觉走上追求自由的历程，开一代风气，长一朝精神，为时人感悟，为后人景仰。魏晋风度作为那个时代的标签，其意蕴却未止于当时，早已融入中华文明的血脉之中，历久弥新。
本文将从分析魏晋风度产生的时代背景入手，进而从人格，哲学，美学三个方面发掘魏晋风度的精神实质——追求人的纯粹的自由，从而尝试探讨魏晋风度对当今时代的影响和意义。
一． 先说个大概——魏晋风度的时代背景与代表人物
魏晋两朝所在年代为公元220—420，前后历200年。汉末以来，社会动荡，黄巾起义、董卓之乱、军阀混战，人民死伤无数，白骨蔽野。降及曹魏，统一北方，然曹操多猜忌，文士多有折损。正始之后，司马代曹，以名教治天下，名士去其半，文人噤声。这一时代充满了战争——三国鼎立互相征伐，政治斗争——曹植与曹丕的帝位之争，朝代更替——司马代曹，以及民族危机——五胡乱华。这一时代在历史学家眼里定然是不折不扣的乱世，但从另一角度去看，由于统治阶级忙于政治斗争，未对意识形态做出严格规定，于是造就了文学、艺术以及哲学的大发展，形成了风采熠熠的魏晋风度。魏晋之时，有太多因素造成个体的非正常死亡——战乱、瘟疫、政争等等，因此魏晋文人把这种对生命易逝，人生无常的体验转化，升华为诗歌、晏游、饮酒，通过自己的生活实践反映内心的忧伤和恐惧，表达向往自由和追求超脱的人生理想。魏晋的故事须由魏晋名士来演绎，魏晋一代，大致包含了五个文人群体：建安七子、正始名士、竹林七贤、王谢世家、桃源陶令。这五个群体虽然政治抱负不同，但在文脉上一脉相承，在人格追求上也以清隽飘雅而相契合。二． 师法自然，放诞不拘——魏晋士风与人格
在政治黑暗，礼教束缚的年代，出现了文人集体失语的现象，但魏晋文人的特点就是不说话也不会停止对假礼教的批判与反抗，不会停止对自由人格的永恒追求。在魏晋名士眼中，自由就是顺从自己的天性，任性而为，随心而动。这源于他们对生命最细致的体察，“朝为媚少年，夕暮成丑老”（阮籍《咏怀诗》其四），这是对人世短促的感叹，既然人生苦短，那就顺势而为，出世隐逸，寄身自然；“乘云御飞龙，歔欷叽琼华”（阮籍《咏怀诗》其七十八），表面上游仙崇道，实则是追求自身从现实的解脱。从文学主旨看无论是感叹，忧伤亦或游仙，都归结为对自然无为的复归，对自身解放的呼唤。然而，让魏晋文人成为魏晋名士，让魏晋士风成为魏晋风度，师法自然还不够，真正让魏晋名士别具一格的是他们放诞不拘的人格特质，魏晋的名士无论从仪容仪表上还是从生活践行上都体现了这一点。刘义庆的小说《世说新语》为我们提供了观察魏晋名士生活状况和心理情境的绝佳材料。
魏晋名士大都注重仪表，男子傅粉也不是奇事，但真正的雅士绝不粉饰。“何平叔美姿仪，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与热汤饼。既啖，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转皎然。”（《世说新语·容止》），明帝怀疑何平叔傅粉，便亲自试验，发现其出汗后面色更为皎白。美男子嵇康“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世说新语·容止》），一个“醉”凸显了嵇康不拘小节，放诞任性的一面，“玉山将崩”的醉态将其表现得更为洒脱飘逸。魏晋名士中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美男子，“刘伶身长六尺，貌甚丑悴，而悠悠忽忽，土木形骸。”（《世说新语·容止》），刘玲虽长相丑陋，但其悠悠忽忽的样子不也是清新脱俗吗？其土木形骸的不修边幅不正是心近自然，放诞不拘吗？似可这样说，嵇康是内外兼修，刘玲是自然之气自内向外散发。
至于在生活中，一来表明对名教的反抗，二来也表明自身对自由的追求，魏晋名士更是放诞不拘，表达了真性情，散发了真气质。“刘伶病酒，渴甚，从妇求酒。妇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当祝鬼神，自誓断之耳！便可具酒肉。”妇曰：“敬闻命。”供酒肉于神前，请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便引酒进肉，隗然已醉矣。”（《世说新语·任诞》），刘伶嗜酒，其妻劝诫，刘玲则说戒酒须请示神明，当妻子备酒肉于神前时，刘伶却说他喝一斛酒需要五斗酒来解，然后就拿酒肉享用去了。这个诙谐的故事反映出刘伶不羁于世俗的放达性格。阮籍是竹林七贤的代表人物，“阮籍遭母丧，在晋文王坐进酒肉。司隶何曾亦在坐，曰：“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丧，显于公坐饮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风教。”文王曰：“嗣宗毁顿如此，君不能共忧之，何谓？且有疾而饮酒食肉，固丧礼也！”籍饮啖不辍，神色自若。”（《世说新语·任诞》），阮籍遭遇母丧，理应戒酒戒肉，然而他却不管什么礼教，神色自若，饮啖不辍，他将大悲隐于内心，却大声疾呼“礼岂为我辈设焉”。魏晋士风最突出的体现是放达洒脱，表现于人格即是对自由的永恒追求。当时社会政治黑暗，时局动荡，名士们志不得逞，还要时时刻刻如履薄冰，一步不慎可能就此身殁，于是他们隐在山林之中聚饮啸歌，他们不能挑战权威，只能挑战世俗规范，以此来完成向自由世界的飞升，彰显自己的价值。三． 越名教而任自然——魏晋风度与玄学
经学经过两汉的发展到汉末已经式微，魏晋时期玄学代之成为引领文人思潮的新的哲学范畴。究竟什么是玄学？刘跃进主编的《中国文学通论》（魏晋南北朝卷）对玄学做了如下解释：“所谓玄学，是指中国魏晋时期出现的一种崇尚老庄的哲学思潮”。冯友兰在《新原道》第七章《玄学》中说：“玄学是老庄哲学的继续。”但值得注意，玄学源于道家，却不能与其归为一派。玄学从产生到衰落经历了几个大的发展阶段：正始玄学、竹林玄学、元康玄学与东晋玄学。
阮籍和嵇康是竹林玄学的代表人物，他们崇尚自然，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他们对虚伪的名教予以激烈的批判，他们任性而为，塑造了深远的魏晋风度与名士风流。
所谓名教，它的含义并不是指儒家思想，也不是指某个政治集团所推行的方针政策，而是由长期的历史发展所形成的一整套完整的封建宗法等级制度，是人们必须生活其中的政治伦理实体。正是因为其不可选择性，当其出现名不副实的虚伪状况时，人们便会以一种反感的心态待之。“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咏怀诗》其三十三），诗人的孤独和焦虑反映的是世事的无常，信念的倒塌，于是，所有的情绪都要找一个出口，这就是玄学。玄学中的养生清修，仙游世外着实能鼓舞苦闷焦虑的魏晋文人，吟啸山林赋诗饮酒不也是人生的复归吗？在那样一个时代，文人普遍摒弃了出仕的强烈愿望，而是转而细心体察自我，了解自我，提升自我，从而至少在精神上保全自我。所以宗白华先生说：“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
如果说放诞的行为举止是魏晋文人复归自然的外在表现，那么走向玄学则蕴含了魏晋文人寻找自由的理性思考。这二者相辅相成，互为表里，成就了卓尔不群的魏晋风度。四． 清新脱俗——魏晋风度之美
李泽厚说，魏晋时代“完全适应着门阀士族的贵族气派，讲究脱俗的气度神貌成了一代美的理想。不是一般的、世俗的、表面的、外在的，而是表达出某种内在的、本质的、特殊的、超脱的风姿容貌，才成为人们所欣赏、所鼓吹的对象”。
清新脱俗，不单指容貌上的隽秀，更是一种由内而外的风骨，或者说，风度。魏晋名士对世俗的鄙夷是通过不同的维度体现的，或为放达的处事行为，或为飘逸的玄学清谈，一如阮籍穷途而哭，又如嵇康打铁灌园。对于美的风尚的形成，首先在于魏晋名士如何看待美，把什么理解为美。在他们眼中，名教为丑，自然为美。无论环境如何险恶，他们虽不能在建功立业中收获人生的壮美，那就权且寄身山林与诗酒。人们说汉唐气象，是因为汉唐文人有着关怀苍生的宏大理想，而人们称魏晋风度，不过是魏晋文人将目光着重于自我罢了。这没什么不好，毕竟凡事总是两面的，不能参与政治的遗憾却唤醒了汉族文人久违的自我意识和生命意识。
魏晋名士开创了一代美学理想，为后世艺术也扩展了境界。文人画的写意，山水诗的清朗，草书的狂狷，无不汲取了魏晋风度的精髓，从而为中国文化奠定了“雅”的美学取向，提升了艺术的纯粹性。更重要的是，魏晋风度所传达的美彰显了人的自由，这对后世文人影响深远。
五． 千年流芳——魏晋风度在今天
当今时代再不是魏晋，但魏晋风度值得继承。
欲知魏晋风度的现实意义，首先要明白今天人们的问题所在。如今，人们被太多的世俗利益羁绊，在商业世界中奔走忙碌，似乎早就忘却了自我与自由，自大地以为有了金钱就有了自由，可支配收入这个词造的好，有了收入就能支配，能支配就能自由，逻辑严密，颠扑不破。然而，在这一番追逐与折腾后，殊不知错过了许多价值，最重要的是错过了自我。其实不难发现，现代人做事的动机大半与他人有关，在对别人迁就，妥协，委身，屈从中换取可怜的安全感，面对久已形成的秩序敬仰有加，不敢越雷池半步。稍微看一下魏晋名士的做法，就会明白，自由从来不是别人施舍的，而是在寻找自我的过程中向内发现的，价值只有被自我接受才成为价值，自由只有被自我体验才成为自由。现代人不是没有认清自由的意义，而是选错了寻找自由的路径。魏晋风度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它始终是指向自我和解放自我的。它提供一种处世的方法，一种看问题的角度，一种面对险境的心态。魏晋名士们正是从自我出发，一眼就看到了自由的终点，所以嵇康在刑场上还能泰然高奏一曲《广陵散》，那一刻，死亡对他也是解脱，也是自由。
魏晋风度形成的过程，就是自由的历程。
第5篇：关于“魏晋风度”的经典总结
关于“魏晋风度”的经典总结
“魏晋风度”一词实出自鲁迅那场著名的演讲。晋人在我们印象里轻裘缓带，不鞋而屐。他们“简约云澹，超然绝俗”。
那种名士风范确实是真名士自风流，由正始（年号）才俊何晏、王弼到竹林名士嵇康、阮籍，中朝隽秀王衍、乐广至于江左领袖王导、谢安，莫不是清峻通脱，表现出的那一派“烟云水气”而又“风流自赏”的气度，几追仙姿，为后世景仰。】
正如曹操所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这种对生死存亡的重视和哀伤，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弥漫了整个魏晋的天空，当是时“悲凉之雾，遍被华林”（鲁迅）。
魏晋时代长期的战乱，离愁，太轻易的生离死别，妻离子散让他们意识到生命的短暂和可贵。所以当他们意识到生命的长度不可以增加时，他们只能选择拓展生命的宽度。这时节，各种张扬的，个性的，甚至夸张的生命个体被重视，被渲染，被接受。《世说新语》可以说是这个时代风度的最好画像。
在这里，即刻的感受超乎一切，人们在这一分钟里颖悟，超脱，放纵，这一分钟里世界只剩下自己。一切都直逼本心，超然物外。令人叹服。这个时候的追求感官、心灵享受绝非堕落淫靡，而是一种自觉高尚情趣的体现。窃以为中国文化史上颇具一格的世大夫文化便发轫于此。就像山水画一样，我们的士大夫空灵而隽逸。
生命在这里开的绚烂之极，光耀千古。中国文化史上鲜有如此放旷自然的生命，错过魏晋，儒，释，道，各自成型，中国的文人们再不用效穷途之哭。错过魏晋，经世匡政重走正道，中国诗篇里再也没有陶潜悠然菊花香。错过魏晋，义理成风，规矩长存，中国名士们再也不敢纵酒狂歌，散发山阿，白眼向权贵，折齿为美人。这一切都如千余年前在洛阳东市刑场上，嵇康奏响的广陵散一样，都是千古绝响！
那为一杯酒放弃生后名的率真，闻美人殁而往吊之的坦荡，裸形体而法自然的放浪，一任狂澜既倒宠辱不惊的淡定，是处不拘小节的自然，处世维艰幽默对之的旷达。这一切的至情至性无不让我们深深震撼和景仰。这就是魏晋风度。
第6篇：谈谈对“魏晋风度”的看法
谈谈对“魏晋风度”的看法
谈谈对“魏晋风度”的看法
已关闭 10 [ 标签：魏晋风度 ] 落木潇潇 2009-05-22 05:48 800字以上
推荐答案
魏晋是一种什么风度？
简单地说，这是“人”的觉醒。当统一的封建国家分裂之后，它恰好成为从两汉时代逐渐脱身出来的一种推动历史前进的音符，它带着鲜明的、不加修饰的个性特征，颠覆了自西汉武帝以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正统，冲破了“天人合一”的谶纬宿命论的思想束缚，摆脱了汉赋大气磅礴却华而不实的僵化教条的文风，带着一股清新的气息，扑面而来。在很多人看来，是一种真正的名士风范，他们“清峻通脱”的气质和一派“烟云水气”的风度，绝世清赏，仙姿卓越。为后世顶礼膜拜。
魏晋风度是文化史上一段优美的风景。魏晋人提出的“言不尽意”、“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美学原则，长久地影响了中国艺术，“风度”在魏晋时用来品评人物的词语，它仅仅是个人文化素质与精神状态在言谈与仪表上的反映，同时也集中体现在人生观和世界观上。魏晋时代的人物是很另类的，他们在**的世事下创造着一个又一个光辉的业绩，且个性十足，潇洒自然，他们用行动率真地表现着自己的情绪与思想。建安七子，正始名士、竹林七贤等人，都是魏晋风度的典型代表。
嵇康(223～263)，三国时曹魏文学家。“竹林七贤”之一。字叔夜。早年丧父，虽然家境贫困，但仍励志勤学，文学、玄学、音乐等无不博通。他娶曹操曾孙女长乐亭主为妻。曾任中散大夫，史称“嵇中散”。当时，司马昭大权独揽，权倾朝臣，他曾想拉拢嵇康，但嵇康在当时的政治斗争中倾向皇室一边，对于司马氏采取不合作态度，因此颇招忌恨。嵇康与山涛本是好友，但因山涛结交司马权贵，终为嵇康所不齿，一怒之下，他写出了《与山巨源绝交书》，其浩然正气，为世人所仰慕。司马昭的心腹钟会想结交嵇康,一日，钟会前来拜访，嵇康与向秀在树下埋头打铁，根本没理睬他，钟会呆了良久，怏怏欲离，这时嵇康发话了：“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没好气地答道：“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说完拂袖扬长而去，后来钟会深恨嵇康，常在司马昭面前说他的坏话。嵇康的友人吕安被其兄诬以不孝,嵇康出面为吕安辩护，钟会即劝司马昭以“忤逆”的罪名除掉吕嵇二人，司马昭给嵇康定的罪名是：乱群惑众，随即押赴刑场。当时太学生三千人之众请求赦免嵇康，并愿拜嵇康为师，司马昭不许。临刑前，嵇康神色自若。奏一曲《广陵散》，从容赴死。至此，《广陵散》成为千古绝唱。后人给予嵇康四字评价：婞直竣切，可谓确切入神。与嵇康相比，阮籍似乎更能得到司马氏的宽容和庇护。阮籍为人“至慎”，以“口不臧否人物”而著名当时，他把自己的语言表达降低到伤害自身的最低限度，用身体和行为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和人生信仰，喝酒与佯狂是他为人至慎的表达方式。他狂，可以目无刘项：“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他驾车穷途而哭，“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与嵇康相同，他对礼法和礼法之士极尽攻击，“礼岂为我辈所设哉”，不为虚伪的道德伦理所束缚，实践了“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的人生诉求。在专制时代，文人对抗强权有两种类型：要么如嵇康，与强权势同水火，最后以命相搏。要么如陶渊明，把对强权的憎恶消弭于山水之间，钟情于大自然。这位向往世外桃源的田园诗人，因不愿为五斗米而折腰，于是赋下一纸《归去来兮辞》，便隐身于他所向往的田园生活之中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看似悠闲，然而，让他忘却自己报效国家的人生理想，又谈何容易？.在《咏荆轲》这首诗中，只能发出一声长长的哀叹：“其人虽已没，千载有馀情”。作为一介书生，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乱世之中，无力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所以只能在这看似怡然的田园生活中，观日出日落，看花谢花开，穷极一生，直至生命走向终点。在魏晋这个乱世，可以看到许许多多荒诞不经的事情。比如刘伶。这个竹林七贤之一,总是袒胸露乳地在家中豪饮。客人进门看见就嘲笑起他来。他不以为然,反而理直气壮地反嘲道:“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衣，诸君何为入我衣中？”十六国时期，有北海人王猛，从小好学，才能卓越，胸怀大志，不屑于琐碎事务，人们都轻视他。王猛却悠然自得，隐居于华阴。当他听说桓温的北伐军入关后，便披着粗布衣服去拜访他，边摸着虱子边谈论当时的大事，高谈阔论，旁若无人。桓温觉得他与众不同，便问道：“我奉天子之命，统帅十万精兵为百姓消灭残存的寇贼，然而三秦的豪杰之士至今没有人前来归附，这是为什么呢？”王猛说：“您不远数千里，深入敌土，如今长安近在咫尺而您却不横渡灞水，百姓们不知道您的意图，所以不来。”桓温沉默不语，无以应答，过了一会儿说：“长江以南没有人能和你相比！”于是就安排王猛暂任军谋祭酒。并委以重任。后来，王猛辅佐前秦苻坚，成就一番霸业。
补充回答： 王猛“扪虱谈天下”，一时传为美谈。从刘伶和王猛身上，可以看出魏晋风度中可爱的一面。然而，魏晋风度注定不会成为文人的楷模，在以后的历朝历代每每遭贬低，究其原因，大概是由于这帮名士们饮酒过度、醉生梦死，并且放达出格、有悖常理和清谈误国。魏晋风度其实是一种人格范式，在士族门阀大行其道的魏晋时期，自有其合理之处：药与酒陶冶其趣味，清谈巩固其志气，而名人效应之下，清谈、药与酒渐渐在魏晋社会流行起来了。许多人赶时髦，追求华丽的外表，但心情却并非嵇康、阮籍那么沉重，所以只学会了放荡不羁和游戏人生。而现在年轻人追求行止姿容和漂亮俊逸的个性，恰恰和魏晋风度的美学观相辅相成。但问题是，魏晋风度一旦走入坊间，却也正是这种纯正贵族品格的终结。千秋而下，高谈阔论不绝，觥筹交错不止，风度却只能是魏晋的风度了。魏晋风度的特点是文人深处乱世之中，无所作为，也无法作为，于是，形成了恣意任情、自由清谈的风尚，由此，玄学开始兴起，文学风格开始转变。这些魏晋时期的文人雅士，开始用一种更加理性的眼光审视过去的一切道德观和世界观，提出了“崇本息末论”、“越名教而任自然”等主张，强调人的朴素情感和自然本性，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儒家经学的桎梏和名利的束缚，但他们常常以种种违背人伦道德的行为来标榜自己的主张，喝着毒酒唱歌，带着镣铐起舞。痛，并快乐着。但是历史还有另外一副面孔。晋穆帝永和9年（公元353年）3月，王羲之与40多位当时的文人雅士，“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于浙江绍兴兰亭，在曲水流觞、饮酒赋诗的聚会结束后，王羲之意兴阑珊，书写出震烁古今的《兰亭集序》，后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今天，当我们面对这幅美轮美奂的行书佳作，固然能够欣赏到“飘若浮云，矫若惊龙”的书法之美，但更能领略到王右军儒雅畅达、卓尔不群的翩翩风度。时年王羲之51岁，已经不再是风华正茂、放浪形骸的年龄，却能在一群文人聚会的激情氛围中，“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绽放出美妙绝伦的艺术火花，的确难能可贵。魏晋士人的放浪形骸，因缘于乱世纷争、礼乐崩坏在心理上所造成的无尽的痛苦，是对世事洞彻（这种洞彻建立在悲观的基础之上）之后所做出的无奈的抉择。当初的社会构架本身就没有给他们提供施展才华抱负的空间，他们无法在人性中善的一面的引导下去兼济天下、匡扶众生，这就注定了他们的悲剧命运。这种悲剧无疑是一大批在其位而不谋其政的士人入世的真实写照
第7篇：魏晋风度成就一代书风
魏晋风度成就一代书风
魏晋时期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哲学背景，促成了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魏晋风度。这些独领风骚的魏晋士人，以他们的特有的况味，为后人所敬仰和研究。就书法而言，没有“魏晋风度”，便没有名垂千秋的钟、王的书法成就。
我们知道，所谓魏晋风度，它是魏晋士人自由精神的释放，个性与灵感的喷发和对艺术的不懈追求。魏晋风度中，最主要的是人作为主体意识的凸现。所谓对自然的鉴赏，“老庄告退，山水方滋”，其实就是摆脱前人的困缚，直接到大自然之中，获得内心世界精神层面的满足。而作为人精神世界的外延——书法艺术，也必将在不自觉之中，蕴带此种意识，使书法不再只是“犹可记文”的记事字形，或字形优美的方法，而是上升到一种只属于书法家自身表情达意的艺术表现形式。
正因为魏晋士人的“风度”，才出现魏晋时期书家辈出的局面，书体不再被传统汉隶所禁锢，而逐渐从实用流便发展到表现书家的个性情感，从传统的篆隶迅速演变出真、行、草书，形成众体兼备、同登书坛舞台的局面。在众书家的相互交流、取长补短的过程，到东晋王羲之的出现，魏晋书法真正步入了一个辉煌时期。魏晋书风的成因，还在于此时书家在书法理论上的突破。魏晋开始，对“书”进行文化艺术意义上的欣赏与品评，渐在士人间形成风气，且对书的论述文章也每每有见，虽然其主要内容围绕着“体象”和书法品评展开，但其深层核心乃是将“书”作为一种有意识的生命行为，富涵着作为文化人对这种惟己拥有的生命形式的精神感受。下面摘录几段关于“书”的解说：
操笔傲墨，抵压锋芒。彪焕磥硌，形体抑扬。„„或轻拂徐振，缓按急挑，挽横引纵，左牵右绕，长波郁拂，微势飘渺。工巧难传，善之者少。应心隐手，必由意晓。
——西晋·成公绥《隶书体》
云委蛇而上布，星离离以舒光；禾苯蒪以垂颖，山嵯峨而连冈；虫跂跂其若动，鸟飞飞而未扬„„睹物象以致思，非言辞之所宣。
——西晋·卫恒《四体书势·字势》
然心存委曲，每为一字，各象其形。斯造妙矣，书道毕矣。
——东晋·卫铄《笔阵图》
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兼之者方可绍于古人。以斯言之，岂易多得？必使心忘于笔，手忘于书，心手达情，书不忘想，是谓求之不得，考之即彰。
——（南朝）齐·王僧虔《笔意赞》
以上四则书论，由“操笔傲墨”到“睹物象以致思”，再到“每为一字，各象其形”，最后“心手达情”，实际上构成了完整的艺术上的书法创作论。
魏晋书法理论的出现，给书家们解决了书法研究方向上的问题，即所谓“心手达情”。当然这期间也在于互通研究体会，以求书法的长足进步，可谓“挽横引纵，左牵右绕”。
以上两点，实际上是解决了“情心”与“手心”的问题。所谓“情心”，就是书法创作者的心灵境界，而“手心”则是创作者在书法创作时所运用的具体技巧，这两项都是书家所必须同时追求的。“心手合一”是艺术创造的至境。
我们畅游魏晋书法之长河，一幅幅天然妙作展现于眼前。我们从钟繇的书法中，体味出一种瘦劲、古雅与天然之美；也可以从王羲之、王献之的书法中，感受到一种流便洒脱与飘逸之美。由于书家辈出，众体兼备，在相互交融中，魏晋书法终于摆脱传统之束缚，新书体终于在以王羲之为代表的士人书法创作者笔下创造出来。范文澜是这样总结的：“魏钟繇始创真书，独辟新统，因此被称为秦汉以来一人而已。至东晋王羲之，集书法之大成，被称为‘书圣’。王羲之不仅吸取汉魏书家的精华，更重要的在于脱化钟繇的书法境界又创新境。”王羲之在书法艺术领域内最为完整地体现了魏晋风度，但又未流于疏狂，合乎儒家所要求的“文质彬彬”和“中和”的审美要求。唐张怀瓘在《书断》中论曰：“右军开凿通津，神摸天巧，故能增损古法，裁成今体。”虞世南也根据“二王”的书风总结道：“逸少、子敬，剖析前古，无所不工，八体六文，必撰其理，依拾家美，会兹简易，制成今体，乃穷奥旨。”
魏晋风度成就了一代书风，此种书风蓄势蔓延。直到东晋中期出现像王羲之这样的“书圣”级人物。新书体的登台，为隋唐的书法登峰造极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成为了中国后世书法的楷模。然而，魏晋风度为何有如此之魔力，使书法艺术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总结：
其一，心的感悟。我们知道从曹魏到东晋整个时期都是一个精神自由的大解放时期。尤其到了东晋，是士族获得精神上的最大解放时期。我们可以这样来看待，东晋书风便是这自由与解放的“充盈着精神人格的象征和表现”。不过这种象征和表现是以魏晋时期的特有形式出现的——简约玄淡、潇洒脱俗，体现在书法艺术中更表现得浑远自如、优哉游哉。正如孙过庭在《书谱》中所说的：“或重若崩云，或轻如蝉翼，导之则泉注，顿之则山安。纤纤乎如初月之出天涯，落落乎犹众星之列河汉。同自然之妙有，非力运之能成；信可谓智巧兼优，心手双畅；翰不虚动，下必有由。”魏晋书家，大多崇尚玄学。因此，他们的作品往往由虚静心态，再由神思创构而成。所谓“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这正与魏晋玄淡的一大特色“心悟”相契合。“心悟”带有直观体认的性质，反映到艺术的创作上，往往是“道”的内涵与“艺”的生命，游刃于虚，使玄理与空灵的想象巧妙地结合。
其二，是魏晋士人的隐逸思想的影响。我们所知的“竹林七贤”便是典型代表，他们逃隐山林，与山水为伴，饮酒吟诗作赋，挥笔书画，一派悠然潇洒飘逸之感。我们的确欣赏过魏晋士人的高逸与阔气，将其赞颂为任诞和自然，却往往忘却了士人的内心世界怀有深深的痛楚和百般的无奈。那时，“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人们切身地感到人生沉浮无常，飘忽不定，即使是拥有权势的高门士族甚至皇族，也难逃血腥之灾。士人对生命怀有深深的忧虑，对人生寄以深深的眷念，阮籍的《咏怀》诗表达了这样的心态：“但悲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陆机感叹：“天道信崇替，人生安得长，慷慨惟平生，俯仰独悲伤。”王羲之更直接地道来：“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正是因为痛感人生的短促无常，名士便借酒浇愁，倚酒逃世，尽情享受人生。他们认为政治与他们无关，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向往老子的“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理想社会。陈寅恪在《桃花源记·旁证》中说：“陶渊明《桃花源记》寓意之文，亦纪实之义。”士族隐居的目的是“或隐居以求其志，或曲避以变其道，或静己以镇其踪，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概，或庇物以激其情”。嵇康在外做官几载，最后还是弃甲归田，有诗为证：
秋风起兮木叶飞，吴江水兮鲈鱼肥。
三千里兮家未归，恨难禁兮仰天悲。
“书圣”王羲之也难逃此“套”。有书记载，他“誓墓辞官”后，便与东晋士人们营山水弋钓之娱，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游名山，泛沧海，情不自禁地叹曰：“我当卒以乐死。”摆脱物俗和功利，追慕逍遥自在的理想生活。这种对自然的衷情，自然促成了他书法的清新洒脱、英气爽发、飘逸不群的风格。
其三，是魏晋时期的艺术已经进入到了一种“自觉”的状态。鲁迅先生总结魏晋时期是“文学的为艺术而艺术”时代，这种提法说明两个问题：一是魏晋士人已开始追求艺术之美，我们不谈其性，至少作为艺术品而言，它们在表现形式上已开始注意美的凸现，情感的抒发，这样的作品必将产生美的感受与愉悦。书法艺术亦然，书家不再满足文字书写、笔法的规范严谨，而是以简约和流便的线条来表达一种美。二是魏晋士人的艺术思维已经进入了“自觉”阶段。所谓“自觉”，它是一种有意识的，有目的的，没有外界作用的一种思维活动，它的意义在于潜在和不可阻拦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不可抗拒的，它作用在哪方面，哪方面就出现惊人的效应。我们欣赏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丧乱帖》、《兰亭集序》时就可以感知，极为优美的线条形式，流露出种种风情状貌：“精驰神纵，超越优游”，“力屈万夫，竭高千古”，“淋漓挥洒，百态横生”。这是真正把书法这种“线的艺术”高度纯粹化，走向极致，走向巅峰，走向魏晋风度的结果。正如宗白华先生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中所总结的：“晋人风神潇洒，不滞于物，这优美的自由心灵找到一种最适宜于表现他自己的艺术，这就是书法中的行草。行草艺术纯系一片神机，无法而有法，全在于下笔时点画自如。一点一拂皆有情趣，从头到尾，一气呵成，如天马行空，游行自在。又如庖丁之中肯綮，神行于虚。这种超妙的艺术，只有晋人潇洒超脱的心灵，才能心手相应，登峰造极。”
简而言之，魏晋艺术是在这块鲜血淋漓，充满恐惧哀伤、痛苦感叹的土地中凝结而成，当然，它与魏晋士人慷慨任诞，慰藉安息，执着人生又超然事外的高超精神以及智慧品格是分不开的。
魏晋书家也恰恰是在魏晋风度这个特殊的精神状态下，创造了彪炳和震撼中国书法历史的一代书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