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篇：民国风会主持词
主持词：
A：穿过历史的森林（左上1）B：透过迷蒙的时光烟雾（左上2）C：今天我们一起来重温民国（右上1）D：从中寻找那人间的四月天（右上2）
A：让我们一同来感受：“黄昏吹着风的软，星子在无意中闪，细雨点洒在花前。那轻，那娉婷。”
B：让我们一同来感受：“江山如画，到处雄关堪驻马。水剩山残，任是英雄泪不干。”
C：让我们一同来感受：“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的意气风发；
D：让我们一同来感受：“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满腔炽爱。A：下面我们宣布
B：北京五八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陕西分公司 C：2018年民国风主题年会 合：正式开始
D：现在我们掌声有请。。。上台讲话
（七位领导依次上台，轮流介绍，顺序手卡误错）A：我们的年会，今年进行的是民国风的主题 B：对呀，看衣服就知道了呀
A：但是我们的年会上不能少了时尚，动感，韵律，青春
B：那肯定了，虽然联合国大会将“青年”定义为年龄介于15岁与24岁之间 A：你这话说完，一会儿估计饭就吃不上了 B：先不闲扯了，下面让我们掌声有请58产品线带来节目《舞蹈串烧》 舞蹈串烧《updown funk》-小强团队
4分钟
（58业务线)幸运奖10名
C：音乐，是一群跳跃的音符;D：音乐，是一种快乐的心情;C：音乐，是一个梦想的表达;D：音乐，是一段美好的回忆;C：就让我们怀着快乐的心情在那跳跃的音符中寻找彩虹般的微笑;D：请欣赏安居客发哥团队带来《歌曲串烧》，掌声有请！
歌曲串烧-发哥团队
5分钟
（安居客二手房业务线）幸运奖10名
A：刚才欣赏了激情洋溢的舞蹈，聆听了动人心弦的歌曲
B：确实，两个节目非常精彩。去年赶集线的节目艳惊四座，一曲歌伴舞震慑全场，听说今年他们也带来了同样的艺术形式 A：哦，那我期待下，掌声有请
歌伴舞-官杰团队
6分30秒
（赶集业务线）幸运奖10名
C：今年夏天出了一个现象级节目 D：那不用说，肯定是中国有嘻哈
C：是呀，今年娇姐团队专门为我们的年会准备了一支中国风的舞蹈，背景曲就是gay演唱的哦
D：那还等什么，掌声欢迎 舞蹈《苦行僧》-娇姐团队
4分钟
（安居客二手房业务线）幸运奖10名 A： B：
男生独唱《私奔》-郑佳佳
4分钟
（安居客新房）幸运奖10名
C：话剧是一门古老的艺术，一般常见在各种规格的剧场里
D：但是今天在我们年会的现场，58团队的小伙伴精心编排了一场话剧 C：大家掌声欢迎话剧《二毛的奋斗史》
话剧《二毛的奋斗史》-超哥团队
15分钟
（58业务线)游戏互动奖10个（20分钟）
A：我们公司那是能人辈出，各种人才那是样样都有 B：是呀，话说你知道58集团西安分公司的舞王是谁吗 A：那肯定知道呀，这不，她们来了
舞蹈《what you made me do》-孔玲、王程程
3分钟 幸运奖10名 C： D：
独唱 《不再犹豫》李金龙
4分15秒
（二手车业务线）抽奖（幸运奖10个）A： B： 歌舞表演-金鑫团队
10分钟
（安居客二手房业务线）抽奖（幸运奖10个）C： D：
男女合唱《你最珍贵》-张燚东、姚孟歌
5分钟
（安居客新房）三等奖3个 A： B：
舞蹈《屯儿》-娜姐团队
3分钟
（安居客二手房业务线）二等奖2个 C：
D：但是，中华民族的儿女啊，谁愿像猪羊一般，任人宰割，我们要抱定必胜的决心，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
合唱表演《黄河大合唱》-建新团队
5分钟
（58业务线)A：这个时代，有战争，有五四，有旗袍，有纷争，更有它的魅力所在 B：“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民国，这样一个时代，传承到中国的魏晋风骨，造就了一批刚正不阿、卓尔不群的知识分子，他们以独立的姿态演绎着华彩的乐章---C：“策马扬鞭走八荒，远征大业迈奏皇。誓澄宇宙安黎庶，手挽长弓射夕阳。”的激情豪迈。至今都在鼓舞着我们。
D：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是一个时代的背影，然而我们能传承的却是一个时代的精神，A：我们怀念民国，更多的是怀念民国的精神 B：更有许多不可言说的情愫与敬意深埋在心底 C：这是一个时代的终结 D：更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启。
A：庭前春未暖，山后雪还寒;城中霜雾重，枝头晓月残。深冬又一日，却已是新年!
B：腊尽春暖，丁亥岁连，烛醴并华年;今夕宴，觥筹交盏，乐共融，情更浓，子心御寒冬;遥遥之愿，诚与君念，家兴百和，福临康安。
C：岁月不居，天道酬勤。过去的一年里，我们历经风雨，尽管道路坎坷，尽管困难重重，但却成绩辉煌！新的一年又至，更需大家努力，携手共创奇迹！D：下面我宣布2018年北京五八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陕西分公司年会 合：到此结束，祝大家新年快乐！
第2篇：民国侠义风近代历史故事
1919年陈独秀被捕，陈的潜意识里有“坐牢情结”，因为在他看来，仗剑拯民于水火，就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
民国侠义风有一件事让陈独秀颇感意外。当时自陈入狱后，全国各阶层各行各业营救陈独秀成为全国性的浪潮。有两个人也站出来，让陈独秀没有想到。这两个人是反对白话文的桐城派古文家马通伯、姚叔节，均思想守旧，当初恨不得刨陈的祖坟，而此刻却为他说话。认为陈“所著言论或不无迂直之处。然其学问人品亦尚为士林所推许”。
若干年后，胡适还记得这件事，他在一封给陈独秀的信里写道：“在那反对白话文学最激烈的空气里，居然有几个古文老辈肯出名保你，这个社会还勉强够得上一个‘人的社会’，还有一点人味儿。”
两位老先生虽然抱残守缺，关键时刻，还是有些侠士义气。正是这种侠士义气，才让人们看到黑暗社会里尚有一线光明，正因为“一点人味儿”，社会还是“人的社会”。
叶公超，民国著名外交家，恃才傲物。鲁迅逝世后，他通宵达旦地读完了鲁迅作品。虽不认同鲁迅的杂文，但十分欣赏鲁迅的散文和小说。于是，他写就两篇长文《关于非战士的鲁迅》和《鲁迅》，极力褒扬鲁迅，认为其超越胡适和徐志摩远矣。这引起胡适的嫉妒和不快，胡对叶说：“鲁迅生前吐痰都不会吐到你头上，你为什么写那么长的文章捧他？”叶公超板着面孔告诉胡适：“人归人，文章归文章，不能因人而否定其文学的成就。”
叶公超与胡适是好友，而与鲁迅没有一点交集。叶能够抛开投桃报李的小圈子，说真话，实属难得。
刘师培属古文学派，崔适属今文学派，上课时互相攻击对方，毫不留情。凑巧的是，两个人在北大任教时，正好住在对门，两人相见，并不分外眼红。每次都恭谦客气地互称对方先生，鞠躬作揖，礼让有加。
后人认为，这比“君子绝交，不出恶声”更有风度和雅量。
民国时期，正是“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时代，真够黑的。可是，侠义之风，犹如点点光亮，难说点亮黑暗，至少给黑暗撕开了几道小口子，让人感觉还是生活在“人的社会”里。
第3篇：素材积累毕业清 民国风
素材积累之现实类
毕业情
民国风
事件简介:
近几年，在一系列毕业照片当中，我们发现一个呈上升趋势的非常有趣的小小细节，选择穿什么样的服装来照这个毕业的合影呢？结果越来越多的开始呈现出一种穿着“五四”时期青年男女的时装，而且成为了一种潮流。这不由得地使我们有一个主题，我们是否可以倡议今年我们的青年人，从18岁的成人礼到进入到大学的开学典礼一直到毕业，重要的场合具有仪式感的时候是不是就可以选择“五四”服装成为我们青年的一种标志呢？
事件启示：
1.百年前的服装，为什么会成为时下的流行？
穿学士服戴学士帽是从别的国家传过来的这种传统，所以就想知道如果是中国的传统毕业的话，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希望能够有自己的民族特色。
是中国文化在服饰上最后延续到那样一个时代里特有的一种表现，它是一种传统的延续，但是后来就被割裂了。说句实话，看着这些年轻人穿着“五四”青年这样的服装照毕业照的时候，我是羡慕、嫉妒、恨，这一生再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了，但真是希望更年轻的人会一直拥有这样的机会。有特色的东西流传至今也是一种传统美德。
2.校服性别不明化对或错？
现在我们的小学生和中学生穿的校服大多是运动服，它足够便宜，而且足够方便，既可以在课堂里听课，又可以出去上体育课，但是说句实在话极其难看，而且非常不具有青春的标志，男女之间性别也几乎不可以有任何的一个体现。刚才我的一位同事在办公室里还跟我说，上学的时候，他一个巨大的心理障碍就是因为要穿着这样宽宽大大的，因为大人都要给衣服买大了，结果他整个小学、中学，所有的中国的孩子都要穿更大一号的衣服，就没合身过，然后就产生了巨大的心理障碍，怕穿着这样的衣服去上课，甚至成为一种阴影，对教育的一种恐惧。
3.“五四”服装可否成为学生形象代表？
“五四”服装就很有学生的味道，穿起来很有气质，又单纯，又朴素，不管是品质也好，还是那种形象来说的话，我们对那个时期学生的样子又很喜欢，又很向往。
那套服装跟学校的历史传统比较相符。穿这套服装表现对学校的感情，希望那个时候
那些学生的精神，以后可以继续传承。
“五四”青年们还比较热血，那些人都比较勤奋，爱学习、爱国家。还有就是那种奉献精神，想穿的这种衣服表达这些(精神)。
他们都是一群非常愿意去坚持真理的人，然后是非常有理想和朝气，绝对不会人云亦云，会为了自己的目标奉献自己，甚至会献出自己生命的一群年轻人。
4.曾经拥有仪式感的中国当下太缺乏相关的仪式感，“五四”的服装能否增强仪式感？
表面上看，我们谈论的只是服装，但是从某种角度来说，服装是一个民族外在的体现，其实也是某种文化的暗示，甚至是一种约束，它在提醒你应该拥有怎样的一种气质，它是潜移默化的一种改变，它不仅仅是御寒、保暖、遮羞这样的一个外在的载体。
而我们说倡议“五四”的服装成为今后青年，在进入成人礼一直到大学中间整个拥有礼仪感的这种仪式感的活动当中，中国人特有的一种着装其实也是在希望能拥有某种寻找。因为学生装确实是具有一个象征的意义，一想我们就想起梁启超的《少年中国》，想起那种青春岁月，为国家、为民族去奋斗的这种精神，这个我觉得它具有很高的象征意义和文化内涵的一个服装。
人都在成长的过程中间，需要象征性的仪式来标定自己生命的痕迹，让自己的生命的成长得到一个象征，才能够走得更好在未来，所以我觉得一定要有这种庄重的仪式让你觉得总结过去，展望未来，让你的生命有一个明确的标记，然后你多少年以后还能够记起在这个时刻你所具有的激情，你的感觉，你的情绪。社会观点： 赞成。王攀，《河南商报》的评论员。“现在的学位服，世界性有余，民族性不足。用五四青年装替代有必要。不仅有传统特色，又有思想含义。比如中山装，上衣四个口袋代表‘礼义廉耻’，袖口三个扣子代表‘平等自由博爱’等等，青年学生穿上它，不仅会有民族自豪感，还会有一种使命感。李千帆，“与以前提倡的所谓‘汉服’相比，五四青年装更符合当下的着装习惯，而且附着了许多现代精神理念。”这和我的看法一致。“„„不独大学生的毕业场合，如果可能，一些重大的政府活动中，应该尽力提倡。”
反对。魏英杰，“反对作为正式礼仪服装。这更多只是一种伪民国控的潮流。如认可传统文化，不该是回到民国，而是回到古代。不妨鼓励他们从服饰深入到传统文化内涵，真正去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大学生们进行毕业拍摄时，觉得怎么好就让他们怎么来吧。规定，就是限制了。”
但是最后一句话我稍微有点异议，“规定，就是限制了。”我的感觉是，在我们的教育当中，在校园里头该自由的时候往往给了很多的限制，于是该少有的应该有所限制、规定和约束，并且形成一种礼仪的时候，我们往往以自由的名义就将它给扼杀了，最后不伦不类，该自由的时候太多的限制，但是该有所限制的时候，却被否决掉了。最后我们总是很难形成一种规范和特别难忘的一种回忆。相关事件：
去年有媒体在观察了多所大学的毕业典礼后就提出，要警惕大学校长毕业典礼上致辞的负面效应。文章称：典礼性的场合，需要的是庄严感，并不需要听众兴奋的尖叫和挥动荧光棒。这种场合的致辞最好典雅些，并不祈求戏剧性，也不希望你即兴发挥。某种意义上，肃穆庄严的场合，仪式感大于实际内容。
这其实都是中国社会现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需要给我们更多的文化共识，让我们的青年在成长中间得到更多的这样的历史记忆的积淀，让他们的青春有更明确的标记，国际角度：
国外的角度来说，2011年8月25日，韩国首尔、成均馆大学当日举行夏季毕业典礼，他们是穿着自己传统的服饰在典礼上表演“八侑舞”。你看，这就是同一天来表演的服装，一定要穿自己的民族服装。
2012年3月15日，日本东京，3、4月份是日本大学毕业的季节，日本大学毕业生穿着传统的和服出席毕业典礼。我在日本的时候就见过他们穿着这样的服装，而且四处去找樱花照相。一定是下意识的要跟自己民族文化的特色衔接在一起。
5.民国服装的租赁生意火，其背后的商业性。
拍民国风毕业照的人很多，衣服并不好租借，“有时候一个班把衣服都租走拍照，其他班级就只能在后面排号等。”现在学生想要租借民国风服装至少需要提前一周预约，“不预约的话基本租不到。”
第4篇：民国教育报告
抗战八年教育大发展
抗战八年，中国教育事业竟于战火纷飞中得大发展。仅以高等教育为例，大学数量由战前的108所增至1945年的141所；在校师生数量增加了48%，学生数量几乎翻了一倍。抗战爆发后，最主流的舆论意见是教育应该完全服务于抗战
自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东南沿海教育发达地区首当其冲，相继沦陷，中国教育事业损失巨大。据国民政府教育部统计，战前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共计108所，战争爆发后，77所被迫内迁后方，另有17所被迫停办；原有公立中学，多数设在沿海地区，战争爆发后大多停办，青年失学者极多；影响最大者莫过于初等教育，学生年龄过小，学校无法内迁，只得随国土一并沦陷，其所受日军奴化教育也最深。
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如何处理教育和抗战之间的关系，成了摆在国民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教育界内部也围绕着如何制定新的“战时教育方针”，而展开了论战。最主流的意见，是认为教育应该完全服务于抗战。不但学科要调整，变为以军事课为主，如“化学师生可从事军用品制造”；教育对象也要调整，须“以民众为对象”，“高中以上学校与战事无关者，应予以改组或即停办”。这种意见，在师生内部也相当普遍。南京失守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准备再度南迁至昆明，决定甫一颁布，即在校内师生间引起激烈辩论，许多批评者认为：在国家急需调动三湘民众起来抗日的时刻，学校内迁至昆明，有损道义。学生自治会甚至派出了自己的代表前往武汉，向国民政府请愿，反对内迁，要求参加抗战。但也有部分教育界人士对上述意见持反对态度。如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吴俊升认为教育是百年大计，只可因战争做若干临时调整，而不能全盘改弦更张。最具代表性的，则莫过于胡适向蒋介石的进言：“国防教育不是非常时期的教育，是常态教育”。但这类意见，在当日并不占主流。
最能体现当日教育方针意见分歧的，可推张治中和陈诚在“长沙临时大学”的两场演讲。张治中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其演讲劈头就骂：“际兹国难当头，你们这批青年，不上前线作战服务，躲在这里干么？”陈诚时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其演讲高度赞成学校内迁，将学生誉为国宝，鼓励他们于国家危难之际努力完成学业，因为十年之后，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
蒋介石等人力排众议，认为国防教育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还应该看到战后”
教育部为这场论战做出的最终“裁决”是“战时需作平时看”，虽有各种暂时措施，“但仍以维持正常教育为主旨”。换言之，也就是否定了张治中等人的教育完全服务于抗战的意见。教育部如此决策的理由有二：其一，“抗战既属长期，各方面人材直接间接均为战时所需要。我国大学本不发达，每一万国民中仅有大学生一人，与英美教育发达国家相差甚远。为自力更生抗战建国计，原有教育必得维持，否则后果将更不堪”；其二，“以我国人口之众，尚无立即征调此类大学生之必要”。
在当时的舆论环境下，教育部如此决策，与国民政府最高领导层的认知关系极大。陈诚的意见已如前述；1938年3月上任的教育部部长陈立夫也认为“国防之内涵，并不限于狭义之军事教育，各级学校之课程……纵在战时，其可伸缩者亦至有限，断不能任意废弃，致使国力根本动摇，将来国家有无人可用之危险。”陈立夫的意见，与蒋介石高度一致。在蒋氏看来，战时教育不仅仅需要满足抗战救国，更需要满足战后建设——1939年3月，蒋氏在重庆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上说道：“我们切不可忘记战时应作平时看，切勿为应急之故而丢弃了基本。我们这一战，一方面是争取民族生存，一方面就要于此时期中改造我们的民族，复兴我们的国家，所以我们教育上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还应该看到战后。”
初等教育：以乡镇地方财政50%为主要经费来源；抗战结束时后方入学率维持在50%以上
因为年龄问题，初等教育，也就是初小、高小教育问题，没有被“战时教育方针论战”所波及。自抗战爆发到1940年，初等教育的工作重点，主要是义务教育的普及。1940年，初等教育又增加了另一个工作重点：对成年失学民众的补习教育。自此，“每乡镇设中心小学，每保设国民学校，均包括儿童、成人、妇女三部分，使民众教育与义务教育打成一片。”初等教育属于地方自办事业，中央政府每年有专门的补助费，但主要经费来源仍以地方自筹为主。为保证教育质量和适龄儿童入学率，1940年，教育部颁布规定，指定乡镇地方财政中止少50%须用作初等教育经费；稍后，又由行政院和国防最高委员会出台规定，将初等教育经费列为“特种基金”纳入预算，严禁地方政府挪作他用。
至1945年，四川适龄儿童入学率达80%；其他大后方省份，云南43%、西康57%、陕西58%……总体保持在50%以上。1936年，大后方10省市在校小学生为300余万人，至1943年，已增至676万余人。
中等教育：1936年在校学生48万，抗战结束时增至126万
1936年之前，中等教育素由地方省市教育厅办理，中央并不直接负责。抗战爆发后，为安置从沦陷区流亡到后方的中学生就学，国民政府开始创办国立中学，至1944年，共设立国力中学34所，国立大学附属中学16所，国立师范学校和职业学校14所，遍及后方12个省区。国立中学的主要职责，是收容来自沦陷区的中学生就学；以及吸收来自沦陷区的骨干教师，解决其生存问题并保证教育质量。
在沦陷区，国民政府的主要措施是设置“教育指导区”。1938年，沦陷区9省4市曾设置50个“教育指导区”，派遣大批教育干部赴沦陷区从事公开或秘密的教育活动。随着战争的推进，“教育指导区”不断增加至18省6市102个之多。“指导区”的主要工作，是联络、吸收敌占区的仍忠于国家的中小学教师，借以消灭奴化教育。1940年，国民政府还特别通过《津贴沦陷区中小学教师办法》，对沦陷区内暗中为国家服务的中小学教师给予津贴补助。接受津贴的教师须宣誓效忠国家，其誓词如下：“我是中华民国的国民，矢志尽忠国家，遵守政府法令，拥护抗战国策，绝对排除奴化教育，不作教育界败类，遗羞子孙。如违誓词，愿受政府最严厉的处分。”同时，教育部还特别制订了沦陷区中学毕业生升入大后方大学就学的规定。1936年在校中学生为48万余人，正因为当局的努力，至抗战结束，在校中学生数量不降反增至120余万。具体增长数据如下图： 高等教育：1936年在校学生4万余人，抗战结束时增至8万余人
1936年之前，中国的高等学府大部分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的大城市，其学费普遍“年须数百元”，非家境富裕者，一般无力入学。1927年，教育界人士周谷城即指责过中国的高等教育“以富人为中心，以权贵为中心”。抗战爆发后，学费问题转由国民政府出面解决，不但保证了来自沦陷区的大学生可以继续求学，而且打破了中国高等教育旧有的贵族化倾向。
解决大学生学费问题的同时，国民政府还竭力解决私立大学的运营经费问题。较典型者如厦门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等，全系中央政府大量拨款补助，才得以继续运转。此外尚有大批省立大学因资金紧张而申请改为国立获批，而得以继续维持。因为当局的种种努力，中国的高等教育在校学生数，在抗战期间也不降反升，由1936年的4万余人，增至1945年的8万余人。具体数据如下表：
高校研究所：从1936年的22所75人，增至1944年的49所422人 战前，各大学的研究所，大多由各大学自动发展成立，1936年共计有研究所22个，仅招有研究生75人。抗战爆发后，大学大量内迁，多数研究工作中断。1939年，教育部认为“抗战建国正在迈进之际，学术研究需要尤大”，开始从政策、经费上扶持各大学成立研究所、招收研究生。到1944年，大学研究所已增至49所，研究生增至422人。研究所的运转经费、设备经费、研究生的学费等各项费用，基本上全由中央政府负担。
绝大多数大、中学生享受政府免费教育、免费伙食及一定的医疗保障
将战时教育如平常时期那般维持的最大困难，是大部分离乡背井的大、中学生都丧失了经济来源，政府不但要负担起对他们“教”的责任，还必须承担对他们“养”的义务。1938年，国民政府开始实施“贷金制度”，规定家在战区的专科以上学生，可向政府申请“贷金”，毕业后三年内再向政府无息偿还。但抗战既系持久，学生毕业后并无正常就业环境，加之自1940年以来国内通胀日趋严重，“贷金制”在1943年被“公费制”取代。其发放范围也大大扩大，连家住重庆有经济来源的大学生也可以享受公费待遇，私立学校入复旦学的学生，同样也可以享受政府的“公费”。高等教育当中，每年获得国民政府的“贷金”和“公费”者达5-7万人，约占了全部学生的80%以上。这些“贷金”和“公费”不但包括学费、生活费，还包括一定程度的医疗保障，故学生看病相当便宜。譬如：中央大学政治系学生唐飞霄1946年1月7日的日记写道：“今去卫生室治牙，可笑挂号金仅一元，药费亦寥寥五元”——当时从重庆往湖南寄一封平信的邮资是20元。
“贷金制”和“公费制”不仅仅面向高等教育，同样也惠及中等教育。按教育部规定，国立中学招收的学生，不仅免除学费，而且免费提供伙食、制服和书籍。
40年后物价飞涨，大、中学校师生生活艰难，但有政府特殊补助，比其他公务员好很多
教师方面，1940年以前，后方大学教授平均每月可获得200余元左右的工资，收入虽不如战前，但较之大城市，后方物价低廉，其实际购买力较之战前并无多大下降，某些教授甚至把课堂搬到了餐馆里。学生方面，毕业于复旦大学的罗文锦，1940年以前“每月可领贷金法币八元，以六元缴纳学校伙食，剩下二元做零用”。当时，八块钱的购买力是相当高的，西南联大“学生的伙食费1938年每月7元，还可以吃到肉和鸡蛋”。
1940年，因日军的封锁，大后方物价暴涨。教育部及时制定《战时救济大中学生膳食暂时办法》。该办法要求财政部于每年的一、七两月向学生预发半年的救济费和生活费，由各校支配，其目的，是使各校可以在春季
一、二月间和秋季
七、八月间尽量购买粮食储存，以备青黄不接时的粮价高涨。该办法实施三年后，又做了一次大的修订，负责救济大中学生
膳食的部门，由财政部变换为了粮食部。如此修订的原因在于：各地粮价不同，荒歉地甚至无粮可购以及粮价持续上涨等因素，使得财政部的统一拨款无法做到因地制宜，故改由粮食部向师生员工“免费发给公粮”。此一时期，大、中等学校师生的生活水准虽然大幅度下降，但薪水之外，尚有政府补助的“平价食粮代金”，较之其他公务员（如国民党中央及地方党部的工作人员），已算比较好的了——1942年，《中央日报》社论明言：靠薪水收入维生者，早已靠典卖度日，生活苦不堪言。
结语
陈立夫说，抗战八年期间，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投入巨大，“这一笔庞大费用在国家财务支出上仅次于军费”，确非虚言。也唯其如此，才得以在战火纷飞中造就中国教育的一次大飞跃、大发展。
不绝的薪火：抗战时期的教育
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当年为研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学家和工程师颁发和追授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这23位国家功臣被称为“两弹一星”元勋。当检视这些元勋的简历时，会发现一个惊奇的现象：他们当中有多人的大学生涯是在抗战时期大后方度过的，随后出国留学。在艰苦卓绝的全民抗战时期，这样一批科技精英、国家栋梁是怎样集中培养出来的呢？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战前中国共有高等院校108所，其中91所遭日军的轰炸，财产损失巨大，25所院校因此被迫停办，继续维持的仅有83所。教职员工和学生的数量也急剧下降，财产损失更高达3360余万元。而此时，由于日军占领了中国最重要的财富来源地东南沿海地区，中国政府因此失去了占全部财税收入一半以上的关税，加上军费开支急剧上升，财政状况极为窘迫。一些政界、教育界人士极力倡导实施战时非常教育或国防教育，主张将一切正规教育中断，高中及大专院校停办，师生员工应征入伍，共赴国难。
针对于此，蒋介石提出了“战时教育需作平时看”的观点：“我们切不可忘记战时应作平时看，切勿为应急之故而丢却了基本。我们这一战，一方面是争取民族生存，一方面就要于此时期改造我们的民族，复兴我们的国家，所以我们教育上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还应该看到战后。”陈诚更是直接批驳战时非常教育“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要知道教育是千年万年的大计，所谓‘百年树人’，一个国家，要建国，要强盛，就要培养无量数的人才，以为领导，以为中坚”；“教育是立国的根本，尤其当国家临到存亡断续的关头，成为绝对的需要，这是一个国家最强韧、最可靠的生存力量”。教育部根据以上精神制定了“战时需作平时看”的办学方针：“我国高等教育本不发达，每一万国民中仅有大学生一人，与英美教育发达国家相差甚远。为自力更生抗战建国之计，原有教育必得维持，否则后果将更不堪。”抗战是长期的，各种人才都不可缺少，而战后的建国事业，更需要大量人才，因此教育不能中断，是中国可以薪火相传的根本，这是当时中国政府的基本判断。
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有计划地将大学迁往内地，沦陷区90%的高级知识分子、50%以上的中级知识分子和37所高校都转移到了大后方，这是一个奇迹。但
大批来自沦陷区的学生衣食无着，教育部长陈立夫便以个人名义借贷建立了贷金制度，凡经济来源断绝的学生，可直接向学校贷款以维持生活，贷金包括膳食及服装各项费用，并免费提供住宿。由于通货膨胀等因素，这些贷金以后并未偿还，这等于政府向学生无偿提供了学费和生活费，因此贷金制随后改成了公费制。
抗战期间，由中学到大学毕业，完全依赖国家贷金或公费的学生，共达
128000余人，这其中就包括了“两弹一星”元勋钱骥、姚桐斌、邓稼先、程开甲、屠守锷、陈芳允、任新民、朱光亚、王希季等9人，还有李政道、杨振宁这两位未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8年抗战期间，全国专科以上高校增加了33所（31%），教员增加了3623人（48%），学生增加了41575人（99%）。中小学教育也全部免费，学龄前的儿童入学率从战前的43.4%上升到了胜利前的76%，初等学校学生数量几乎是战争爆发后的2倍。在职业教育方面进步更加明显，在校学生人数由战前的7000人增长到了25000余人。
在教育规模扩大的同时，国民政府也重视大学的科学研究。教育部于1938年特地拨经费给国立大学，令其恢复因战争而停办的研究所，恢复招收研究生，并酌情增设新的研究所。1938年到1944年，经济部共获准专利423项，是从民国初年到战前专利总数的182%。时任驻华参赞的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认为：“这七年间的科学进步与贡献，比起过去30年来，在质在量皆有增无减。”抗战期间国民政府还选拔了1566名的自费或公费留学生赴美国和欧洲各国，其中包括了后来的“两弹一星”元勋王大珩、黄纬禄、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彭桓武、屠守锷、郭永怀等8人，超过了“两弹一星”元勋总数的三分之一，另外还有杨振宁。当时在国外还约有2500名中国公费、自费留学生，其中家乡沦陷，断绝了经济来源的约占60%，国民政府决定拨款给予资助，总计数额达数十万美元（留美中国学生月津贴75美元，当时美国教师的平均月薪不过120美元）。抗战期间教育经费在国民政府的财政支出中仅次于军费，居政府财政支出的第二位。
教育是百年大计，是一个国家复兴和富强的根本。正因为教育是百年大计，教育投入不可能在短期内就见到成效和回报，因此对教育的重视和投入是政府有无远见、是否负责的试金石。中国政府在抗战爆发，黑暗降临，胜利日还遥遥无期、无法预判之际，毅然摒弃了战时非常教育的实用主义的短视主张，将眼光投向了战后国家的复兴和重建，决定采取“战时教育需作平时看”的教育政策。此时东南沿海财富之地已经沦陷，财政收入损失大半，而同时为了抗战，军费开支浩大，政府财政极其困难，但中国政府仍然将巨款投向了教育，对大中小学生全部免除学费，甚至提供食宿，对海外留学生给予救济，并继续派遣留学生赴海外学习，培养出了一批具有世界水准的国家栋梁，日后的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中坚力量，使得中国的学术薪火相传，存续不绝，并奠定了未来现代化发展的坚实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