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篇：农民演讲稿
演讲稿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朋友：
你们好。
首先，作为王屋镇一名新型农民代表，我感到非常荣幸，对各位领导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对企业为我们送来的书籍表示衷心的感谢。因为，你们不仅送来了关切，还为我们送来了致富的金钥匙啊。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农村改革的深入，我们农村这片土地也在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种植业养殖业规模化、科学化，耕种浇灌机械化，致富路子多样化，生活也变得丰富化，连我们自身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不再单纯“面朝黄土背朝天”，仅凭出大力，流大汗的干活赚钱，而是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扶持下，通过书籍、远程教育等媒介去获得更多更新的种植养殖知识和技术，铺垫我们的致富之路。茶余饭后也不再打麻将赌博，打发无聊生活，而是从书中翻阅着生活的乐趣，查看最新的科技知识，学习实用的农业知识。
俗语说：“富不读书，富不长久，穷不读书，穷根难断。读书，改变了我们的旧思想和旧观念；增强我们民主法律等各方面的意识；让我们学到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开阔了我们的视野，增长了见识，让我们也逐步走出了传统的耕作模式，在镇党委政府的大力领导下，我们甩开步子，开始种植烟叶，发展养殖，我所在的太洼村，种植烟草户达百户，养殖猪达
五六十户，年收入100多万元，跟以前相比，天地之差。我们村还被市评为了“烟叶特色村”。不仅仅我，我们村，还有王屋的各个村，都在寻找或都在努力发展着属于自己的特色产业。
这些图书是我们收到的最贵重的礼物，是我们通往致富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我们会好好珍惜，好好学习。我们自身会加强自身的紧迫感，因为我们山区与别的地方差距还很大，需要不断学习，不辜负党和政府及社会各界人士对我们的鼓励和支持，积极参加市里和镇里组织的各种技术培训，加强农业、经济、法律等各方面知识的学习，让我们成为真正的新农民，用我们的新思想，新技术建设更富更美的新农村。
第2篇：农民运动会开幕演讲稿
运动会讲话稿
各位运动员、工作人员：大家上午好！
在这在这春光明媚、温暖人心的5月，我们我们全村人民满怀喜悦的心情，以精神饱满的姿态迎来了我村2013年农民健身运动会。首先我谨代表xxx村向筹备这次运动会的全体工作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向参加这次运动会的全体运动员、裁判员表示诚挚的慰问！近年来，我村始终坚持文体创新的理念，不断加强文化实践，不断提升我村人文主义内涵，学校在改善办学条件，提高教学质量的同时，始终坚持全面贯彻教育方针，大力推进素质教育，特别注重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因此，学校举办这次运动会，正是对平时学生体育活动的一次大检阅、大验收。我相信，我们的同学一定能在这次运动会上大显身手，充分展示自己平时刻苦训练的成果。同时我也希望，通过这次运动会进一步推动我们学校体育活动的蓬勃开展，让同学们学会健体，学会强身，真正成为不但学习好、更要身体棒、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优秀人才。
为了成功地举办这次运动会，下面，我对大家提几点要求和希望：
1．希望全体运动员，认真参加各项体育竞赛，发挥自己的最佳水平和技能，努力以最好的成绩为班争光。在竞赛过程中，顽强拼搏，服从裁判。
2．希望全体同学能发扬奉献精神，确立服务意识，为全体运动员做好后勤工作，为他们的运动竞赛加油鼓劲，发扬团队合作精神。
3．希望全体裁判员，及时到位，客观、公正地履行裁判职责。给每一个运动员的付出，进行正确的评价和裁判。
4．希望各班班主任老师，做好学生的组织工作，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卫生教育，保持良好的大会秩序。
“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我衷心希望各班的体育健儿在运动场上一展雄姿，赛出水平，赛出友谊，赛出风格，发扬奥运精神，向着更高、更快、更强的目标而努力，创造出新的成绩。最后预祝运动会圆满成功。谢谢！
第3篇：演讲稿——做农民的好女儿
修身实干，争做农民的好女儿
我有一个伟大的叫做“农民”的祖父。群山是他的脊梁，耕牛是他的伴侣，深深的犁沟印着他岁月的痕迹。他的汗水曾烫伤那片热土，他的皱纹堆起了全家的未来„„我一个农民女儿，如今幸运的走出农村，成为了一名国家公职人员。到单位报到前，祖父曾反复叮呤：“孩子啊，今后做官，一定要做个清官！”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因为缺少文化教育，在老一辈的眼中，能够进入政府机关工作，就等于是当了官。怀揣家人的希冀和对党的忠诚，我作为一个新晋的司法助理员，在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结构调整到了爬坡过坎的紧要关口，需要紧跟党的步伐，深入学习“三严三实”讲话精神，将其内化为为人处事的道德标尺，勤修身，尽本分，干实事。
树之以谦，则恒立之。有人问哲学家说：“从地到天究竟有多高？”哲学家道：“二尺高。”“为什么这么低呢？我们人不都长得至少有
四、五、六尺高吗？”哲学家答：“所以，凡是超过三尺高的人身，要立足于天地间就要懂得低头。”不论是从小生长在农村，还是现在长大参加工作了，祖父和父母仍时刻耳提面命——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不论是初来乍到如我，还是以后对工作逐渐熟悉，时刻保持谦逊，向老同志请教学习，都是必需要坚持的第一原则。做检身修德的“清醒人”，努力慎独慎微、勇于直面错误、敢于担当，老老实实干事、堂堂正正做人。持之以勤，则恒进之。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古往今来必成于实。任何时候，都要坚信空谈误国，实干才能兴邦。我们都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一生下来就能文能武，呱呱坠地的那一刻，我们都只是一张白纸，如若不勤奋，便会被时代洪流所淹没。为国家和人民做事，在工作上不勤奋，只会拖组织的后腿，成为蛀空社会主义桥梁的白蚁。在人类进入知识经济新时代的今天，机关公职人员要善于联系群众，勤于走出机关，深进基层，从群众中吸取智慧，知行合一，依托群众多为民办好事办实事。
养之以廉，则恒清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欲平天下者必先齐家，齐其家者必先律己修身。作为一名国家公职人员，应时刻谨记，我们为人行事，代表的不仅是自己，还代表的是单位、是组织，更代表的是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态。心存敬畏，摆正个人和组织、人民的关系，时刻敲醒警钟，时刻擦亮“崇严尚实”的作风底色。虽出身寒门，亦不能为斗米折腰，清粥小菜已是极好，万不能以工作之名吃拿卡要，胡作非为。
我知道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没日没夜的工作，把健康廉价的卖给电脑、空调、流水线„„他们犹如一团云，风从北方来，呼啦啦向南飘移，风从南方来，哧溜溜地向北游弋。我从他们中间穿过，曾经我也是他们的孩子、儿女，血液里流淌着同样的辛酸。饮水思源，吃水不忘挖井人，生于斯长于斯的我，必须坚持学习做人的道理，提高公道处事的能力，掌握通情达理的工作方法，努力在平凡的岗位中点亮自己，用自身的微末亮光，为在黑夜中穿行的农民们留下一盏心灯，做一个农民的好女儿。
第4篇：秦晖北大演讲：中国农民问题演讲稿
秦晖北大演讲：中国农民问题演讲稿
秦晖3.23北大演讲：中国农民问题
中国农民问题－－秦晖花絮：在秦晖到来之前黑板上已经写了几个字，其中有关秦晖的介绍文字写的是“清华大学教授，博导”，秦晖到来以后径直拿黑板擦擦掉了“博导”两字，盖因清华已经不让他带博士两三年了.农业问题千头万绪，国家说农业为基础，80年代每年都有一号文件（也就是说每年第一号文件都是关于农业的）。长期以来农业发展过程中问题很尖锐，直到2000年李昌平上书提到三最（农村真苦，农民真穷，农业真危险）引出了三农问题。而所谓三农问题，其实就是农民问题。农业不存在问题，农业，即农产品的供给问题，在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已经不成问题，以前曾有米袋子菜篮子一说，如今只有农产品过剩的问题。我这里所讲的也不仅仅是农村问题，农民真要出问题可能不在农村，而在城市。农村问题的主体体现在进程的农民与原体制的矛盾问题。如今关注农村问题的许多话题常常是几年一个转移，如劳力转移，产业化改革，提高农民收入，税费改革，村民自治等，关于农民问题的宏观发展趋势也常常有不同看法。人们常说农业发展第一波为大包干，第二波为乡镇企业的兴起，农民非农业化（以非城市化的方式）。第三波是什么？96年有人说是农民进城，98年说产业化是第三波，2000年又有人说村民自治是第三波，最近则是说税费改革是第三波，说是继土改和联产承包后的第三次解放。事实上，第三波到底在哪里和对农民问题的宏观把握有关。
农民问题说复杂相当复杂，说简单也相当简单。它不像西方社会农民问题主要是保护的问题，而中国的农民问题就大方向而言不存在悬念。中国农民问题矛盾很尖锐，但方向很清楚，还是改革过程中的问题，不像西方是现代化以后的问题。
简单的说，解决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绕不过去的两大问题，一是权利（right）的提高，一是农业人口的减少。权利的提高也就是杜润生先生曾经说过的“给农民以国民待遇”。杜老没有说给农民平均收入而说给农民以国民待遇即权利，方向是抓的很准的。二十多年的改革也是沿此方向千斤的。重农也应该从这两方面着眼。中国应该有新重农主义，不是老的重农主义。老重农主义其实是重农抑商，表面上是重农，实际上是重国家财政，抑商是趋民归农，靠国家强力，包含很浓的国家统治的味道。实际是商鞅所说的“强国弱民”，重官抑民。历代王朝越重农，农民的日子越不好过，农民起义也往往发生在重农的时候。重农主义和重商主义都往往与实际意义相反，重商往往是加强了国家控制，反而抑制了商业的发展。现在要讲的新重农主义就是上面所说的两点，一是权利的提高，一是农业人口的减少。
人数的减少是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农民权利要提高，人数要减少其实合起来也就一个问题，就是农民的权利提高的问题。下面分几点进行阐述。
税费改革
税费改革的关键点在哪里？现在的农村问题其实不是几十年农业发展的问题，也不是解
放后农业发展的问题，而是两千年农业积累的问题，税轻费重，“明税轻，暗费重。集资摊派无底洞”。历史上农业税费也就两大块，一块是起，一块是存。起，即起运，解运到京城，存，即留，留在当地发展。起运的比重增大以后，地方上留下来的份额减少，要维持开支就要增加赋税，而增加赋税又常常让各级官员克扣，中央也无法掌握实际负担和开支情况。赋税增加到一定程度以后承受不起了就要改革，简化税折，明晰收费，让农民明确哪些该收哪些不该收，减少官员中饱私囊的机会。并税除费历史上其实很常见，而且初期效果往往很好，减少了中途流失，规范了收费过程，可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但常常不久以后就引起反弹，在税外出现新的费用，而且超过以前。中国老百姓并无纳税人权利，交什么不交什么完全由官府控制，一些名目在合并税费以后消失了，但给后来人重征创造了条件。比如说劳役，并入代役税由政府用这笔钱雇人劳动，实行一段时间以后政府需要劳力又需要农民出工了，原先农民交的代役税又不退给农民，每改一次农民负担加重一次。九十年代初期就推行过并税改革，过两三年后不够用了就又征，形成黄宗羲怪圈。
税费改革要搞，但不能广搞税费改革，要跳出黄宗羲怪圈就不能搞量出为入，而应该搞量入为出，不能政府要花多少钱就收多少，而应该反过来，根据收入确定支出。税费改革同时要精简乡镇机构，撤销乡政府也好，精简也好，实际上是一个人员安置问题，所以税费改革要与人员安置结合起来。另一个需要结合的问题是国家应该负担起义务教育的责任。现在地方财政很大一部分是用来办义务教育了。税费改革必然引出乡村政治体制改革和义务教育改革，其背后还有更深的问题。
所谓黄宗羲定律是皇朝与子民的关系造成的，而现代社会讲究的是无代表不纳税。税收应该受到纳税人权利的制约。农民负担问题仅靠税费改革是不够的。有人提议给农民免税，但这一提议本身也有问题。事实上，财政上免税是可行的（现在征税成本本身就耗掉了税额的一大半）。但我认为农民问题的最大问题在于传统身份性的归附，是因为身份低下而征收的这种税，并不是一种全民统一平等的税，还是属于皇粮的性质。农民交纳的也并不是个人收入所得税。按照目前月收入800以上需要交纳个人收入所得税的标准，许多农民都不需要交这种税。流转税由于农民收入并非营业所得，更是无从谈起。有人提出农民交税是一种地租，这种说法也有问题。法律上土地并无国有，城镇土地是说国家所有，农村土地则是说的集体所有，国家并没有土地所有权。有人说三提五统就是一种地租，但如果承认说三提五统是一种地租，那承租方和租佃方之间的契约何在？双方并无契约自由，不是自由租佃，没有契约式的租佃关系。现在的农民，不管是否愿意都得交税，现在征税的合理性仍然延续的皇粮国税的思路。提免税实际上是承认国家有征税权，但实际显然并非如此。西方发达国家即使补贴而且不贴远远高于征收的税也不提免税。所谓税费问题其实还是一视同仁的问题，用同等眼光看待城市和农村的问题，减免税也不因某种身份而决定。中国应实行城乡一视同仁，一视同仁则许多问题将不成其为问题。
农民问题的第二个问题即土地问题，许多人说农村的一切矛盾是地主与农民的矛盾，地主与佃农的矛盾。他们认为土地私有导致自由买卖，导致土地兼并，然后矛盾激化，引发农民战争。许多人说起私有制仍然总说可能引起战争，不住张100％的土地私有制，说即使承认私有产权的国家土地产权仍有保留，但这并不绝对，不过这是另一个问题了。其实从传统引申出来的解决现代农民问题的思路本身就成问题。地权真的很集中么？土地集中真的是由于自由买卖引起的么？农民战争是否由地主和佃农矛盾引起？每一个环节都有疑问。事实上历史上卷入农民战争的并不是无地可耕的农民，而是有地没法耕的农民。因为负担太重，土地成了想甩也甩不掉的包袱。即使承认土地兼并是一个问题，土地兼并多大程度上是由市场
自由买卖造成的这本身还是一个有待论政的问题。历史上的特大地产并不是由自由贸易产生的，目前中国式的土地兼并不亚于土地私有化的国家。土地兼并以政府圈地的形式展开，土地承包的费用并不交给农民而是给了政府，造成农民无地可耕。政府圈地是一个典型现象，公司征地应该与农户一家一户的谈判签协议，但现在是政府做主，出现了描述旧社会时常用的“买通官府，害的人家破人亡，然后趁机买下了地”的情形。民间自由交易中想占这么大的地绝无可能，大多都是与政府勾结的。争论土地私有的双方立论本身就都有问题，双方都认为土地私有化以后会变成很大一片土地形成土地兼并格局，但这前提本身就很可疑。私有化以后会不会变成大片？在多大程度上会变成大片？土地兼并并不因农民有产权，恰恰是因为农民无产权。现在土地承包法明确规定农民享有的是物权而不是债权，否定了把农民享有土地看成租地的行为，农民向集体缴纳的不是地租，拖欠也不够成可以回收土地的理由（而债权则是强调租佃关系，即债权关系的，强调支付地租是使用土地的前提，不交地租地主有权收回土地），实质上是强化了农民的产权，但这个问题还远未得到解决。
许多人仍然不住张私有，认为土地是一种社会保障，社会保障不可以私有。在农村没有社会保障的前提下这一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以此反对私有则不成立。社会保障不能私有是指承担社会保障的责任不能自由，国家不能退给个人，而不是享有个人保障的权利不能私有。以土地作为社会保障是因为国家不承担社会保障的义务。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保障不能私有本身就是废话，所谓保障，即让农民自己养活自己，现在本来就是农民自己养活自己。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个人也承担部分义务，但社会保障的主体仍然是国家和企业。现在政府无任何转移支付而强制个人掏钱，很容易造成官商勾结。所谓土地是社会保障不能私有化的说法并不成立。实质上是国家享有权利而要农民承担义务，与通常的社保正好完全相反。说到这里扯远一点，在中国这种权利义务倒置的现象很普遍，比如说义
务教育，本来应该是政府承担费用的，结果却成了逼老百姓掏钱送子女上学，在严格实行义务教育的国家其实是不应该有希望工程存在的，所以现在希望工程也开始重点转移了，开始强调扶助贫困大学生了。政府在土地上享有权利而让农民承担义务不能说成是社会保障，而且还是把农民当作傻瓜。农民并不会有地就卖的，而且现在土地并不保障农民生活，反而成了农民纯粹的义务。土地在有些地方是零价值甚至是负价值，土地成为了农民想甩却甩不掉的包袱。农民的地权太弱，中国的土地问题不管是否实行土地私有都应该强化农民的地权。
以下为有关产业结构调整，农村产业化，城市化等方面秦晖教授的观点，因本人身体不很好，这里就只简单的说一下了。
产业结构调整，中央的提法是好的，但调整中由于农民权利得不到尊重，成了政绩工程。提高农民收入的说法也不错，但一旦成为
第5篇：秦晖北大演讲：中国农民问题演讲稿
秦晖北大演讲：中国农民问题演讲稿.txt点的是烟 抽的却是寂寞„„不是你不笑，一笑粉就掉！人又不聪明，还学别人秃顶。绑不住我的心就不要说我花心！再牛b的肖邦，也弹不出老子的悲伤！活着的时候开心点，因为我们要死很久。请你以后不要在我面前说英文了，OK？秦晖北大演讲：中国农民问题演讲稿
秦晖3.23北大演讲：中国农民问题
中国农民问题－－秦晖花絮：在秦晖到来之前黑板上已经写了几个字，其中有关秦晖的介绍文字写的是“清华大学教授，博导”，秦晖到来以后径直拿黑板擦擦掉了“博导”两字，盖因清华已经不让他带博士两三年了.农业问题千头万绪，国家说农业为基础，80年代每年都有一号文件（也就是说每年第一号文件都是关于农业的）。长期以来农业发展过程中问题很尖锐，直到2000年李昌平上书提到三最（农村真苦，农民真穷，农业真危险）引出了三农问题。而所谓三农问题，其实就是农民问题。农业不存在问题，农业，即农产品的供给问题，在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已经不成问题，以前曾有米袋子菜篮子一说，如今只有农产品过剩的问题。我这里所讲的也不仅仅是农村问题，农民真要出问题可能不在农村，而在城市。农村问题的主体体现在进程的农民与原体制的矛盾问题。如今关注农村问题的许多话题常常是几年一个转移，如劳力转移，产业化改革，提高农民收入，税费改革，村民自治等，关于农民问题的宏观发展趋势也常常有不同看法。人们常说农业发展第一波为大包干，第二波为乡镇企业的兴起，农民非农业化（以非城市化的方式）。第三波是什么？96年有人说是农民进城，98年说产业化是第三波，2000年又有人说村民自治是第三波，最近则是说税费改革是第三波，说是继土改和联产承包后的第三次解放。事实上，第三波到底在哪里和对农民问题的宏观把握有关。
农民问题说复杂相当复杂，说简单也相当简单。它不像西方社会农民问题主要是保护的问题，而中国的农民问题就大方向而言不存在悬念。中国农民问题矛盾很尖锐，但方向很清楚，还是改革过程中的问题，不像西方是现代化以后的问题。
简单的说，解决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绕不过去的两大问题，一是权利（right）的提高，一是农业人口的减少。权利的提高也就是杜润生先生曾经说过的“给农民以国民待遇”。杜老没有说给农民平均收入而说给农民以国民待遇即权利，方向是抓的很准的。二十多年的改革也是沿此方向千斤的。重农也应该从这两方面着眼。中国应该有新重农主义，不是老的重农主义。老重农主义其实是重农抑商，表面上是重农，实际上是重国家财政，抑商是趋民归农，靠国家强力，包含很浓的国家统治的味道。实际是商鞅所说的“强国弱民”，重官抑民。历代王朝越重农，农民的日子越不好过，农民起义也往往发生在重农的时候。重农主义和重商主义都往往与实际意义相反，重商往往是加强了国家控制，反而抑制了商业的发展。现在要讲的新重农主义就是上面所说的两点，一是权利的提高，一是农业人口的减少。
人数的减少是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农民权利要提高，人数要减少其实合起来也就一个问题，就是农民的权利提高的问题。下面分几点进行阐述。
税费改革
税费改革的关键点在哪里？现在的农村问题其实不是几十年农业发展的问题，也不是解放后农业发展的问题，而是两千年农业积累的问题，税轻费重，“明税轻，暗费重。集资摊派无底洞”。历史上农业税费也就两大块，一块是起，一块是存。起，即起运，解运到京城，存，即留，留在当地发展。起运的比重增大以后，地方上留下来的份额减少，要维持开支就要增加赋税，而增加赋税又常常让各级官员克扣，中央也无法掌握实际负担和开支情况。赋税增加到一定程度以后承受不起了就要改革，简化税折，明晰收费，让农民明确哪些该收哪些不该收，减少官员中饱私囊的机会。并税除费历史上其实很常见，而且初期效果往往很好，减少了中途流失，规范了收费过程，可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但常常不久以后就引起反弹，在税外出现新的费用，而且超过以前。中国老百姓并无纳税人权利，交什么不交什么完全由官府控制，一些名目在合并税费以后消失了，但给后来人重征创造了条件。比如说劳役，并入代役税由政府用这笔钱雇人劳动，实行一段时间以后政府需要劳力又需要农民出工了，原先农民交的代役税又不退给农民，每改一次农民负担加重一次。九十年代初期就推行过并税改革，过两三年后不够用了就又征，形成黄宗羲怪圈。
税费改革要搞，但不能广搞税费改革，要跳出黄宗羲怪圈就不能搞量出为入，而应该搞量入为出，不能政府要花多少钱就收多少，而应该反过来，根据收入确定支出。税费改革同时要精简乡镇机构，撤销乡政府也好，精简也好，实际上是一个人员安置问题，所以税费改革要与人员安置结合起来。另一个需要结合的问题是国家应该负担起义务教育的责任。现在地方财政很大一部分是用来办义务教育了。税费改革必然引出乡村政治体制改革和义务教育改革，其背后还有更深的问题。
所谓黄宗羲定律是皇朝与子民的关系造成的，而现代社会讲究的是无代表不纳税。税收应该受到纳税人权利的制约。农民负担问题仅靠税费改革是不够的。有人提议给农民免税，但这一提议本身也有问题。事实上，财政上免税是可行的（现在征税成本本身就耗掉了税额的一大半）。但我认为农民问题的最大问题在于传统身份性的归附，是因为身份低下而征收的这种税，并不是一种全民统一平等的税，还是属于皇粮的性质。农民交纳的也并不是个人收入所得税。按照目前月收入800以上需要交纳个人收入所得税的标准，许多农民都不需要交这种税。流转税由于农民收入并非营业所得，更是无从谈起。有人提出农民交税是一种地租，这种说法也有问题。法律上土地并无国有，城镇土地是说国家所有，农村土地则是说的集体所有，国家并没有土地所有权。有人说三提五统就是一种地租，但如果承认说三提五统是一种地租，那承租方和租佃方之间的契约何在？双方并无契约自由，不是自由租佃，没有契约式的租佃关系。现在的农民，不管是否愿意都得交税，现在征税的合理性仍然延续的皇粮国税的思路。提免税实际上是承认国家有征税权，但实际显然并非如此。西方发达国家即使补贴而且不贴远远高于征收的税也不提免税。所谓税费问题其实还是一视同仁的问题，用同等眼光看待城市和农村的问题，减免税也不因某种身份而决定。中国应实行城乡一视同仁，一视同仁则许多问题将不成其为问题。
农民问题的第二个问题即土地问题，许多人说农村的一切矛盾是地主与农民的矛盾，地主与佃农的矛盾。他们认为土地私有导致自由买卖，导致土地兼并，然后矛盾激化，引发农民战争。许多人说起私有制仍然总说可能引起战争，不住张100％的土地私有制，说即使承认私有产权的国家土地产权仍有保留，但这并不绝对，不过这是另一个问题了。其实从传统引申出来的解决现代农民问题的思路本身就成问题。地权真的很集中么？土地集中真的是由于自由买卖引起的么？农民战争是否由地主和佃农矛盾引起？每一个环节都有疑问。事实上历史上卷入农民战争的并不是无地可耕的农民，而是有地没法耕的农民。因为负担太重，土地成了想甩也甩不掉的包袱。即使承认土地兼并是一个问题，土地兼并多大程度上是由市场自由买卖造成的这本身还是一个有待论政的问题。历史上的特大地产并不是由自由贸易产生的，目前中国式的土地兼并不亚于土地私有化的国家。土地兼并以政府圈地的形式展开，土地承包的费用并不交给农民而是给了政府，造成农民无地可耕。政府圈地是一个典型现象，公司征地应该与农户一家一户的谈判签协议，但现在是政府做主，出现了描述旧社会时常用的“买通官府，害的人家破人亡，然后趁机买下了地”的情形。民间自由交易中想占这么大的地绝无可能，大多都是与政府勾结的。争论土地私有的双方立论本身就都有问题，双方都认为土地私有化以后会变成很大一片土地形成土地兼并格局，但这前提本身就很可疑。私有化以后会不会变成大片？在多大程度上会变成大片？土地兼并并不因农民有产权，恰恰是因为农民无产权。现在土地承包法明确规定农民享有的是物权而不是债权，否定了把农民享有土地看成租地的行为，农民向集体缴纳的不是地租，拖欠也不够成可以回收土地的理由（而债权则是强调租佃关系，即债权关系的，强调支付地租是使用土地的前提，不交地租地主有权收回土地），实质上是强化了农民的产权，但这个问题还远未得到解决。
许多人仍然不住张私有，认为土地是一种社会保障，社会保障不可以私有。在农村没有社会保障的前提下这一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以此反对私有则不成立。社会保障不能私有是指承担社会保障的责任不能自由，国家不能退给个人，而不是享有个人保障的权利不能私有。以土地作为社会保障是因为国家不承担社会保障的义务。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保障不能私有本身就是废话，所谓保障，即让农民自己养活自己，现在本来就是农民自己养活自己。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个人也承担部分义务，但社会保障的主体仍然是国家和企业。现在政府无任何转移支付而强制个人掏钱，很容易造成官商勾结。所谓土地是社会保障不能私有化的说法并不成立。实质上是国家享有权利而要农民承担义务，与通常的社保正好完全相反。说到这里扯远一点，在中国这种权利义务倒置的现象很普遍，比如说义
务教育，本来应该是政府承担费用的，结果却成了逼老百姓掏钱送子女上学，在严格实行义务教育的国家其实是不应该有希望工程存在的，所以现在希望工程也开始重点转移了，开始强调扶助贫困大学生了。政府在土地上享有权利而让农民承担义务不能说成是社会保障，而且还是把农民当作傻瓜。农民并不会有地就卖的，而且现在土地并不保障农民生活，反而成了农民纯粹的义务。土地在有些地方是零价值甚至是负价值，土地成为了农民想甩却甩不掉的包袱。农民的地权太弱，中国的土地问题不管是否实行土地私有都应该强化农民的地权。
以下为有关产业结构调整，农村产业化，城市化等方面秦晖教授的观点，因本人身体不很好，这里就只简单的说一下了。
产业结构调整，中央的提法是好的，但调整中由于农民权利得不到尊重，成了政绩工程。提高农民收入的说法也不错，但一旦成为
